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

张五常:迷途已远,回头非岸,来者可追乎?

不久前,在一次关于台湾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三民主义」在中国推行了几十年,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空中楼阁,是否可行只有天晓得。但要说大陆在解放前的「资本主义」行不通,却是对的。问题是,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

中国的执政者喜欢将共产的失败归咎于文革,文革的失败归咎于四人帮,但文革之前又怎样了?一九五八年兴起的大鸣大放、人民公社、大炼钢,比起文革的恐怖,难分上下。在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又何尝是一个足以炫耀的制度呢?在哪一个年代,哪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有良好经济表现的共产政制?若说共产制度时日方浅,那么要等多久才能表达它的「优越性」呢?若说中国的情况特别,私产制度是行不通的,那么特别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就算不谈经济,纯以主观的伦理及公义的角度去看,共产政制又有什么可取之处?

理想与绝望相同

很多人——每一个人,连我自己在内——都有自己的理想,往往不满现实。不满现实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长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要改进生活并不是走向理想之邦,也用不着不着边际的口号。奈特(F.H.Knight)说:「理想的社会是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布格南(J.M.Buchanan)说:「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就算是理想了。」我说:「理想与绝望相同。」

在表面上,历久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在大字标题的理想主义下偷生。说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什么幸福社会,所赢得的何尝不是一穷二白?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会较为容易被口号误导,但我不相信有先天智慧的中国人可以被空泛之辞欺骗了几十年!在革命的初期中国某些执政者可能是有善意的,但其后的种种演变不外是权力斗争,将人民的生活视如粪土。

最近几年,情况是好转了。我从不怀疑目前中国的几位主要执政者对人民的善意。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仍是重理想而不重实际。到今时今日,难道中国人受「主义」的迷途之苦还不够吗?香港人不知「主义」为何物,不足为奇,但世界上有哪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是以「主义」挂帅的呢?我不知「主义」所指是什么,即使是「资本主义」也不清楚。经济制度的分别是以权利界定的办法作准则,与「主义」无关。社会的经济运作是不能用一个信念来推动的。

理论不谈也罢!

我不仅反对以「主义」作经济策划,就是以「理论」为基础我也不赞成。这不是说理论中没有真理,而是因为理论五花八门,鱼目混珠,我们不能期望执政的人能分辨真与假,懂得孰是孰非。以理论辩证是科学上的事,好的执政者是不需要明白的。更何况在一般的报道中,一个理论究竟是说什么,误解的成分远超正确。任何好的理论都需要假设,非行内的人不容易有深入的领悟。我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逻辑不通,而且其理论所需的假设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不幸的是,对一个知识低落的民族,模糊不清的「理论」却大可被执政者利用,加上各种口号来增加自己的权力。

假若我要跟一个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会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了!若说人是不自私的,那么人的出发点是怎样的呢?说人不自私并没有说人是怎样的。若说人是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那又从何而定?不自私的地方在哪里?若说人是可被改造成大公无私,为社会谋福利,拾己为人,那么人怎可以生存呢?若说人是可被改造到唯命是从,半点改造费用也没有——那就是说,假若执政者有上帝之能——那么一个标准的人是怎样的呢?如瓜似菜?如计算机?如科学怪人?若说人是半点主意也没有,那么又何必谈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假若人是自私的——就是帮朋友、教学生、捐钱、为孩子劳碌,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我们就要问:哪一种权利界定的制度,能使自私给社会带来利大于害的最大差距?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文内,我用产权经济学推断,结论是,同样的国民收入,私产制度因为交易费用最低,这利害差距会最大。共产制度的理论失败,是因为忽略了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存在。我可以说,明确地指出交易费用的存在,可将理想的理论带到实际中去。

不会走回头路

四年前(三年前发表)我推断了中国会走向近乎私产的制度。在大致上——尤其是农业——这推断是实现了的。但「私产」有不同的程度,办得不够健全就有问题。国民党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前车可鉴!目前中国正在转变中的产权制度,与「及格」的私产相去仍远。但中国目前的制度,因为过于混乱,是不会久持的。向前看,中国可选走的路只有三条半,而其中的一条半她是不会走的。余下的路只有两条。

中国不会走的一条路是回头路——重开大锅饭,巩固铁饭碗,增加阶级特权斗争。当我在一年前说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很小,很多人不同意。但这些不同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般对共产政治比我认识得多的人,认为共产制度反复无常,宽紧不一,上落难测,所以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是很大的。他们向我提出不少共产国家以往的经验。但我认为这「以往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的观点,没有明确的假设,算不上是推理。这正如一些人看股市,见有上有落,认为既然上升了,就一定会跌下来——这也算不上是辩证。在股市上,我当然不能断定上升了的股市不会再下降至某一个指数(否则发达可期)。这是因为推断股市所需的假设及局限过于复杂。

要推断中国不会走回头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结论是基于五个因素。第一,绝大部分的农民与耕地都有了包干合约,走回头路就要解约,政府要失信于天下;解约会引起暴动的可能性姑且不谈,大饥荒是无可避免的。第二,虽然中国的市场仍然是受到多种管制,但毕竟稍具规模的市场是被推动了。市场的威力大得惊人,断不是一些禁止黑市的口号所能压制的;我怀疑中国有足够的不贪污的「干部」资源去大事压制已被推动了的市场。第三,外资在中国施展了竞争的压力,也促长了不少为外客而设的服务及供应;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正当的途径去解散外资,若强行取夺,有谁会再跟中国协商呢?第四,外间的讯息在国内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强「思想改造」,旧的口号不管用,新的有效口号难以发明。第五,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善的。要他们放弃既得的利益,可能比要干部们放弃特权更难。

要压制以上五点其中之一已极困难,要一起向后转就无法办到。走回头路是需要再来一次像四十年前的革命。当年,农工的生活苦不堪言,「唤起民众」的口号有效率。在今天,虽然农工的生活还是贫苦,但老调难以重弹,经验不容易忘记,而中国外邻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有些人以为中国会走社会福利的路——像某些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这只是半条路,因为福利的「免费」午餐算不上是一整个制度。虽然中国的宪法大事宣扬多种福利,我以为这半条路是不会施行的。理由很简单: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太穷,要大量费用的「免费午餐」只能是画饼充饥,说说罢了。

余下的只有两条路。其一是走向私产制度,推行法治,更大胆地放宽市场。其二是印度之路;增加分类管制,让干部们各据一官,划分固定的贪污权利。以这二者选择的相对机会大小来评判中国的前途,我今天的推断是三、七开:前者占三,后者占七。为什么呢?

音乐椅的困扰

我屡次强调,中国要走向私产制度的路只有两个障碍。其一是讯息不足,其二是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利益。在讯息不足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把对外的大门开放了,再也关不起来,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共产制度难以在有了真理讯息的情况下久持。但一个界定了贪污权利的制度,却可以长久地与真理抗衡。这是因为分门别类的固定贪污权利既可「治乱」,也有弹性。很多种贪污——尤其是为利便贪污而管制所引起的贪污——往往没有受害人,虽然管制的本身对社会有害。又因为贪污是在台底避去了管制,贿者与受贿者互相得益,大家就不会理会解除了管制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偶然有几个有能力足以反对的人,就不难被「拉下水」,分享一点甜头,心安理得,什么社会贡献也就抛诸脑后了。真理的讯息重要,但利用讯息是要有利可图的。因私利而不用或甚至压制讯息的例子多的是。有能力利用讯息改进的人成了贪污者,改进就会半途而废。

说到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障碍,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其后在私产制度下的竞争,会再将财富分配)。这个建议,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但在现实的角度看,其它的办法有一个严重的隐忧。中国的希望,是要将一个以等级特权界定权利的制度——即共产制度——转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即私产制度。但在这两个制度之间,却存着一个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制度。三者都是可以减少混乱的。但当共产制度保不了——要放弃等级特权——若中央的政策不是一步跨到私产那一边,干部们就会设法霸占贪污的权利。中国人一向都是贪污的老手。干部们会鼓吹管制的需要及好处(事实上,他们正在这样做),增加贪污的机会。一旦各项管制的贪污权利被占有了,有了界定,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进就困难了。

有一个儿童的游戏,叫作音乐椅(Musical Chair)。多张椅子放好了,音乐在响着,一群儿童绕着椅子转。音乐突然停下来,儿童们就抢着霸占椅子,找不到椅子坐的就算是输了。中国目前正在改革——音乐正在响着。一旦音乐停下来,干部们所霸占了的椅子是怎样的呢?这是中国前途的问题所在。

音乐不要停下来

假若音乐现在就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说,每一张椅子都是一项管制的贪污权利。所以我不仅反对音乐的停顿,也反对音乐缓慢下来——中国不能让干部们有找寻「贪污椅子」的机会。中国的希望,是要将音乐继续不停地奏下去——虽然在急速的转动中混乱在所难免——让中央的执政者体会到现有的椅子是要换的:推行法治,推行私产,放宽市场——使椅子脱离了贪污权利。到了那一天,音乐会自动地缓慢下来,因为法治、私产与市场是会治乱的。

我反对目前很多人所提出的较为缓进的或较为中庸的改革办法。主要原因,是我肯定中庸之道是印度之路!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可以大胆地对中国的前途作如下的推断。在目前,唱中庸、管制的调子正在兴起,音乐有迹象缓慢下来。假若在五年之内中国再没有动荡性的改革,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我所指的动荡性改革,是例如解除外汇管制、解除出入口管制、取缔国家职工制、让土地自由转让、废除国营市场、将国营企业私产化、政府大量将土地拍卖等。若这些改革其中任何一种被施行,整个制度的改进就会继续。这是因为一个有动荡性的改革会将缓慢了的音乐加上活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它的改进就会被带动了。

几个月前,在一次对中学生的演讲中,一个学生大声问:「中国可以在二十年内追近经济先进的国家吗?」我答道:「机会很小。」他再问:「我不是问会不会,而是问有没有可以追近的办法?」咄咄逼人,后生可畏。我站起来,答道:「假若中国真的能撇开面子,摒除成见,推行明确的私产制度,那就易如反掌!」



说公知支持腐败的,看看这文章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会走靠贪污腐败来拉动经济的路线,跟张维迎的基调是一样的。估计这个观点够五毛狗们拎出来喷一阵子了。

但是再仔细看看,为什么文章说一定会走贪污腐败的路呢?因为最理想的路,彻底私有化,但也意味着共产党失去政权的路走不通,至少当权者不愿意。退而求其次,贪污腐败是最现实的。

文中最有杀伤力的一句话如下:共产制度难以在有了真理讯息的情况下久持,但一个界定了贪污权利的制度,却可以长久地与真理抗衡。

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的制度跟2000年前没有区别。维护统治主要靠贪官。有时靠用贪官,有时靠抓贪官

所以五毛们在喷公知的时候最好先想好了。很多公知的基调是如果现有体系没法彻底推翻,怎样退而求其次。把这些人封了,抓了,判了,剩下的就只有琢磨如何彻底颠覆现行体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