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5日星期日

江西王告密改写历史 程世清血腥荒唐的文革往事

中共开国少将程世清曾主政江西。后因九一三事件“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于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讣告寥寥数语无评价。作家芦笛撰文《程世清将军:江西人民心中的另类丰碑》,根据大陆作家李意根所撰《程世清沉浮录》,凭吊这位“江西王”的宦海沉浮,他曾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三查运动”,使得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席卷全省;他不但大刀阔斧杀人“抓革命”,也轰轰烈烈放手“促生产”;更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泽东告密林彪要逃跑,也因此惹上牢狱之灾。


1992年2月2日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左)到“野半庐”探望程世清(右)


程世清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除非是江西老表。此人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小鬼,属徐海东的红25军。如所周知,红25军在张国焘撤出鄂豫皖后,突围逃到陕北,与当地红军编为红15军团。戡乱战争时,程世清在东北,属林彪麾下。因此,他虽非红一方面军嫡系,却也算不得杂牌。中共建国后,他历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文革中出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6月28日,程世清因林彪事件被隔离审查。1978年10月23日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1982年1月免于起诉获释。2008年4月29日在南昌病逝,得年90岁。

程世清平生最大的勋业,还是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治赣的赫赫战果。大陆作家李意根写了篇《程世清沉浮录》,对此作了介绍。以下信息基本来自于该文,若干段落是从原文拷贝下来的,只是作了点文字上的整理。特此说明,并对原作者致谢。

1967年8月间,江西抚州发生大规模武斗,被毛周定性为“武装叛乱”。程奉命率26军76师和坦克团进入江西,制止武斗。他的处理还不失理智,未曾动用武力镇压群众组织,主要通过散发《中共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和平收缴了枪支,使得江西局势恢复正常,受到了毛和中央文革的表扬。

但到了1968年,程自觉已在江西站稳了脚跟,便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三查运动”,使得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席卷全省。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开展“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滥捕滥杀。运动才开展了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用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更恐怖的是瑞金县“民办枪毙”的伟大发明。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把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一级,实行“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这就是说,公社和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瑞金县各公社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它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这些地区都是老苏区,深得革命传统的哺育,民风就是不一样。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程世清不但大刀阔斧杀人“抓革命”,也轰轰烈烈放手“促生产”,使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搞经济建设(亦即臭名昭着的“大跃进”)的大手笔,在江西省得到忠实再现。

第一个大手笔,便是“小土群遍地开花”、“蚂蚁啃骨头”的“汽车工业”。程世清先是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于1968年用手工业方式造出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这新闻被《红旗》杂志在显要位置上发表,轰动全国。程世清“乘东风,鼓干劲”,一气又建了五个“汽车制造厂”,以井冈山五大哨口命名,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双马石汽车厂”,等等。

这些“汽车制造厂”耗费了国家无量金钱,生产出来的却是勉强能走动的废钢铁。更恶劣的是,这烂事被《红旗》杂志大肆宣传后,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兴建“地方汽车工业”,连敝省也跟着弄出几个“汽车制造厂”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是用大木榔头敲出驾驶室与汽车头的罩子。这些勉强能走的垃圾唯一的功能,便是把汽油转化为大量黑烟与噪音,动辄抛锚,被人推的时间远远多过了载人拉货的时间。

江西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遍地开花,造出了汽车,轰动全国,对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带来了极大压力。该部汽车局副局长胡亮因带队到江西省考察,发现其它那五个“汽车制造厂”都是瞎胡闹。相比之下,“井冈山汽车厂”的条件还比较好,于是打算重点扶持该厂。不料程世清听手下密报,说胡亮等人反对遍地开花。程世清大发雷霆,臭骂了胡亮等人一顿,声称:“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

不能不承认,程世清同志确实深得“毛泽东经济思想”神髓,那便是“坚持分散重复投资,只求‘家家起火,户户冒烟’的美学效果,坚决反对考虑实际成果,遑论经济效益”。就是本着这一光辉思想,程世清提出了“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的伟大口号,立志将上海提供的轻工业品逐出江西。他一声令下,手表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保温瓶厂等等纷纷上马。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程政委也深得这一要旨。据陈云秘书肖华光在《记“文革”中陈云同志在江西的日子》中披露,程世清去见陈云时,批评陈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自吹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包下来。陈云问: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陈也没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陈知道那根本就做不到。

陈云那“经济内行”以为造汽车需要的只是钢板,于是问了江西有无那么多钢板的“关键问题”,然而这问题对程政委来说仍然太艰深,因此不必考虑。1969年底,他一声令下,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生产1万辆汽车和10万台拖拉机的“大会战”。各地市专门成立汽车制造领导小组,由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除了六大“汽车制造厂”外,江西还先后兴建了15个汽车主机厂、306个配件厂、152个拖拉机总装厂、102个动力厂。几百家工厂互相争设备、争投资、争人员、争材料,本来就较弱小的地方机械工业的布局与结构完全被打乱。据统计,历时三年的“大会战”,浪费国家资金亿元,钢材2.9万吨。仅制造的“安源—70”型拖拉机零部件积压,损失即达649万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废铁,专用设备也基本报废。原来的板车工人鸟枪换炮,开上了“起宏图”的车子,一路冒着黑烟,“突突突”乱叫,成为当时江西独有的一大街头风景,更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李意根于此感叹道:“(会战)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参加的人数之多,在江西的历史上,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能除了搞‘两弹一星’,空前绝后。”其实这和大跃进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李先生大概是年轻人,无幸目睹大跃进的“遍地英雄冒炉烟”的超宏大场面。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程政委对这原则不但深有体会,还作了个人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伟大领袖手订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在全省农村强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规章,提出早稻播种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亩要3万株以上,并只许种矮杆水稻,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又一重大原则,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程将军也忠实执行了这一伟大号召。为了备战,他把南昌大部分工厂都搬到远郊山区的湾里、石岗两地,宣称要在那儿建立南昌的“卫星城”。这两个山窝里毫无生活配套设施,又都离城三四十公里,几万人上下班,就靠挤十几辆公共汽车,多次发生挤死人的不幸事件。工人们用毛竹、泥巴、油毛毡建“干打垒”作为住房,有俩口子新婚住进去,顶棚未干垮了下来,被压死在里面。机器一转,就算投产成功,工人们随即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到省革委、市革委去报喜:“××厂投产成功!”报喜有时一天多达十几次,城里时时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

在“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仅南昌市轻化行业就拆迁114个工厂,拆掉厂房60万平方米和不少生产线。搬到湾里、石岗的工厂,虽然投产捷报频传,实际上没有一家厂具备开工条件,只充分具备了工伤与其它意外伤害频频发生的条件,以致许多厂子几年后又不得不迁回原地。据有关部门计算,全省因搬迁工厂这一瞎折腾,造成直接损失3.2亿元,白白耗去钢材上万吨。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个重大原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程将军也积极照办。他把合作商店和个体商贩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一次商业工作会议上,他重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义!”仅1968年里,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个商业网点,下放291名有影响的工商业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国第一个“消灭了资本家”的省份。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光辉经济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工农兵学商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全民皆兵”,“生活军事化”。程将军也紧跟照办。1969年冬,他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还亲自为农民规划了“新村图”——“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这意思是,在“八”字形山谷上端,建造用于蓄水的“一口塘”;“一口塘”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两边的山坡上则盖起简易农舍。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把农民强行搬迁上山。然而,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数万劳力大干30天“旱涝保收”的“梯田”以及新农舍,统统被洪水冲得精光。农民又回到了祖居之地。有史以来,亲自为千千万万农家规划农舍基建格局,并以枪杆子强迫实施的军人,大概也就只有程世清一位。

在全民军事化方面,程将军也作出了巨大成就,将全江西化为一个巨大兵营。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乡下,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一篇《关于江西拖拉机厂四车间试行军事编制的情况调查》称:“将车间380余人,编成三个连。班是连队的最小单位,每班10-12个人。党支部建在连上,排上有党小组,每班逐步都有党员。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军事编制完全适用于工厂企业,对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报》)

据李意根说,各单位里能侥幸逃脱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厕所,连劳改农场都笼进去了,将大批中学生送进去后,成立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整个内地,只有江西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云云。其实,全民军事化并非程的创举,不仅1958年全国都变成了兵营(同时还是“红专大学”),各行各业一律是军队建制,而且在文革期间军事建制又大规模恢复,至少在城市是这样,当时所有的工厂都实行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程世清的个人发挥,似乎只在于他把这套扩大到农村和学校里去罢了。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内容是教育革命,程将军在这方面的贡献也颇为不俗。江西全省13所大专院校被砍掉8所,剩下来的5所都被迁到边远山区。如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大学文科、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井冈山大学,搬迁到井冈山脚下的拿山。江西医学院和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西医科大学,下迁到吉安县的青原山。中学也迁,南昌二中迁市郊梅岭,八中迁永修县马回岭,师院附中迁靖安县,十四中迁奉新县罗坊……除了教学设备、图书、仪器等由汽车运输,十几岁的孩子们统统徒步而去,“忠不忠,铁脚板下看行动”,“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一路上毛主席语录歌唱得震天价响。

这就是毛共将军的爱民德政,就是毛共治国的种种大手笔。程将军不愧是我党我军的优秀代表,毛主席的好学生。据陈云的秘书披露,程世清向陈云抒发了他的建设宏图后,陈云曾对其秘书感慨道:“真是军管经济,胆子好大啊!”然而这与伟大领袖当年主管经济时的胆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请问,“大跃进”算是“军管经济”,还是“民管经济”,抑或是“白痴管经济”?胡琏将军治下的金门岛是戒严地区,反共第一线,算不算“军管经济”?为何又没有这些白痴大手笔涅?

毛共将军与国军将军的又一重大区别,是前者竟然直接介入高层权力斗争,干预党务政务,绝非文明世界不问政治的职业军人。据该书披露,九届二中全会后,程世清试图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分别去请求毛泽东和林彪散会后不要走,在南昌住几天,两人谈一谈。毛林都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林次日即变卦,下山回北京,程挽留无效,只好又赶去见毛说明此情。毛泽东悻悻地说了声:“变化这么快?”

1971年夏,伟大领袖视察大江南北,发动倒林战役,在南昌召见了许世友、韩先楚和程世清等人,直接点了程世清的名,问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向死党打招呼时有没有他。程吓得魂飞魄散,一夜无眠。次日(1971年8月31日),他灵机一动,便去向毛泽东密告林彪,立功赎罪。据说他向毛告密的内容是: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它任何人都不能讲。”次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饭后,毛突然命令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完全打破了原来的行动计划。

据说,毛之所以提前返京,就是因为程世清这一密告。而过去官方报导从未提及此事,以致众说纷纭,猜测多端,那些为林副翻案的好同志们甚至把这说成是伟大领袖的阴谋诡计。我在写作《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时,尚未得知这个信息,因此虽然对各种奇特的阴谋论不以为然,把毛此举解释为疑心病发作,但也未能查明毛提前回京的真正原因。现在看来,他之所以赶回去,不是因为知道林彪要暗算他,而是怕他的副统帅坐水陆两用坦克逃到韩国去!

此乃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盲笑话:程世清是装甲兵出身,却竟然闹出“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的笑话来,堪与空军司令吴法宪自称“在雷达监视器上目送林副专机越境”的文盲佳话媲美。幸亏他的红司令毛泽东更是超级文盲,这才能信之不疑。若是毛稍微有点常识,则程世清这密告只会招来他的奚落嘲笑。那么,林副仓皇出逃时,毛多半还会在南方呆着,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也就少了生动素材了。

更可笑的是,程世清还不知道此举无异于为自己签发了逮捕状,竟然在秦城监狱中写的回忆录中,写下了他告密后的心情:

“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您说这是什么白痴?本来,以他微不足道的地位,去撮合两大巨头和好,就是自不量力的蠢事,只会被多疑的毛泽东把他当成林彪的亲信——若非他深受林的赏识,甚或受了林彪委托,岂能冒昧向毛提出这种建议?这告密更是致命,若不准确倒也罢了,却偏偏不幸而言中。哪怕毛心态正常,不是个深为妄想型人格失常所苦的病人,也一定会想:“他的情报为什么这么准?连林彪秘密出逃的最高机密都知道,其它机密还用说么?”

所以,程世清在林彪事件后被关了将近十年(从隔离审查算起),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人汪东兴就比他奸猾得多。他在向毛告密前曾向汪东兴讲过,要汪代他向毛报告,汪当即就拒绝了,要他亲自去跟毛泽东讲。毕竟是多年的大内总管,知道这种浑水自己是万万不能蹚进去的。

总而言之,痞子造反、文盲治国的空前逆流,为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是可以轻易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