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5日星期日

《苹果日报》后李光耀的狮城

国丧期间一片死寂,这里是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的演说者角落(Speakers’ Corner)。不是因为痛失领袖而是因为强制禁声,让新加坡唯一可合法申请集会之地蒙上阴影。李光耀刚过头七,生前的功过恩怨,仍旧为世界热议。支持者、反对者多从效率VS民主、法制VS法治进行争辩,或是论战他的独裁合法性,但其实这些争论从李光耀执政到退休未曾停歇,双方立场思想各异也不会有交集,更厉害的是,李光耀施政以亚洲价值自居,成功的将争论转换到东西文明对立的层次。

到底有没有亚洲价值,现在看来似乎是瞎子摸象的罗生门:儒家新加坡摸到的是大象的左后腿,伊斯兰马来西亚摸到的是右后腿,双方唯一接近者在于,他们都坚持鞭刑;中国最绝,摸到鼻子大喜,说我和你们都不一样,这就是中国特色;前腿则由台日韩分别诠释,有的说摸到什么就是什么,有的听中国说了心里有点动摇;至于泰缅柬寮等都骑在象背上,谁管什么价值。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不过正点出亚洲价值的虚幻无边,而李光耀适时适份的利用宣传,也印衬出其如虎如狐的马基维利本质。

再回到李氏新加坡的发达模式,乃是被中国遵为一党专政、强人政治(以及不敢承认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好榜样,并用以支持中国特色的德不孤必有邻。在笔者看来,说新加坡是民主抑或专制,都不能描绘其全貌,也会落入东西价值观冲突的窠臼。倒不如说李氏集团以类比时代的治理手段,管控着新加坡度过惊涛骇浪,直到数码时代的今日,仍旧束缚着半岛岛民。类比时代的特征有二,一是治理者能够准确的解析被治理者,因此推出的政策可逼真地描述自然界的真实面;二是类比时代的资讯量远少于数码时代,当遇到相似的问题,治理者以简单的方法即可处理,达成同样效果。

以新加坡名闻遐迩的鞭刑为例,先看看这一段话:“本岛人……大都文化及生活程度低落,拜金思想又强烈,以短期自由刑拘禁于现制监狱,不仅丝毫不觉痛苦,反而怀有安居温饱之恋,故应带以科处罚金或笞刑,使切合实际。”这是否为李光耀“治理华裔社会,你别无方法”的正式公文?其实这是20世纪初期日本治理台湾的法律,某种程度上让台湾迅速进入路不拾遗的秩序。也许是深受日本占领时期的启发,也许是怀念英国殖民时期的传统,李氏集团从新加坡建国到千禧年后的今日,仍然继续使用此刑,对付他们心中卑劣难驯的华裔。又比如面对民主化的要求,除了选区划分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伎俩之外,新加坡还推出集选区(GRC)方式,从1988年以来,这招已成人民行动党把握政权的无上法门。此选制表面上保障了少数族群(如马来、泰米尔)的利益,但设计上却扭曲成每个集选区的参选群体都必须涵括一少数族群,少了这关键人物,则无法参选。这让笔者联想到旧日美国,黑人族群在法律上只被视为是3/5的人,没有参选与被选举权,但是加总之后的人口数却仍计入整体,因此有利于蓄奴州的议员数。现代新加坡效古遗风,只是针对的是多数族群,让许多“福建、广东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继续做3/4到5/6不等的人。

李光耀似乎真的走了,但他的遗产与党羽依然继续控制着新加坡的核心。数码时代的新加坡,不再面临共产主义、马来西亚或印尼的明显威胁,却遭遇国内发展的困局,例如狂欢渐退的博弈与人数渐增的移民。典范已在夙昔,新问题却源源不绝的产生,当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节节下降,李氏集团是否还可以透过胡萝卜和鞭子,让新加坡人继续停留在类比时代,世界都很好奇,特别是对于李光耀模式心领神会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