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日星期四

练乙铮:李氏皇朝能撑多久?——从历史政治学找答案

李光耀去世,誉多于毁,乃是其经济与社会政策证明有效使然。经济方面的成就显而易见,社会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多民族社会;后者比前者更难能可贵。资本主义要搞出成绩其实不太难,强大的内在动力,加以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相对和平、工业革命之后发展出来的大批中等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公共财,故只要领导者不胡来,能够提供最起码的法制特别是对私有财产的保证,让私利动机能以发挥,假以一两代人的时日,便有可观。这就是为什么近世所谓的「经济奇迹」层出不穷,并不十分罕见。
当然,所谓「奇迹」,也有品位之分,而新加坡做到了的,无疑属于上乘。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于是提出:李光耀治下,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什么?答案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李式独裁,堪称主流经济理论里头虚构的「善心暴君」,居功至伟。也有人认为,李的法律背景,配以英殖民时期建立起的法制,如鱼得水,有效规范个人和商业行为。更有人认为,新加坡主权独立、剿共不遗余力,是两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些说法,各有其逻辑理性,不能轻易否定,特别是剿共一点,让新加坡与台湾、南韩甚至当时的香港,幸运地都避免走上长达几十年的毛式、金式甚至波尔布特式共产主义邪路,人民不至于生灵涂炭,经济上早着先鞭,实在明智。
替独裁政权「算命」
李氏达致这些成就的一些手法有争议,其家长式的管治去到极致,成为父传子继(之间过了一段相当长的冷河),确实是一败笔。然而,更大的问题,全世界的人无论政治立场,都有兴趣「围观」的,无疑正正是,没有了李光耀的指导和撑腰,儿子李显龙「百分百靠自身能力上台」的说法,会否不攻自破?李二世能否维持乃父的「有效专制」管治?李氏皇朝的旗帜,到底能打多久?李显龙之后,新加坡将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只作逻辑演绎,而应该从历史资料归纳,看出大致的实证规律,尽管所有的历史规律,从来都非绝对,令人惊诧的反例,比比皆是。
笔者今天介绍一个替独裁政权「算命」的历史政治学实证研究,大家或有兴趣参考。按这个研究揭示的规律,新加坡的李氏皇朝相当大可能是长命的;然而,决定历史上独裁政权能够延续多久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并不是独裁者的政策对不对头,而是皇朝的缔造者在位时间的长短。如何解释这个结果呢?
大家也许记得,李显龙公布李光耀的死讯之时,引述乃父的一段话:「……我付出了什么呢?付出了生命的全部。」这几乎就是说自己是无私的,或者起码他自己相信自己是无私的,民众因此应该认为他是全然伟大的。不过,这不一定是唯一的看法。主流经济理论有所谓的「偏好揭示原理」:一个人如果在所有可自由取舍的选项当中选择了X的话,那么X给他的净收益必然高于其他的选项,无论这个人口头上怎么说或者主观怎么想。这也许是有点冷漠不近人情的说法,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个统治者如果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施行政策,哪怕是年中无休天天7-11,也一定从中感到莫大满足。西乡隆盛描绘为政者的最高境界说「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明显是一种享受的境界,而李光耀起码实现了一半,那到底是收益呢还是付出呢?
确切点说,李光耀如同一切工作狂一样,所付出最大的,主要是他的机会成本。比起大半生强制坐牢的曼德拉,李的净付出其实不算多。而且,南非从种族压迫之下取得的独立解放,是真正用血汗、自由和生命换来的;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当时的马来西亚「送」的、强加的。新加坡人有幸,主要应该感谢李光耀的能力与恒心,而不是他的「无私奉献」。这个看法,当然有异于官方神话。
一旦从神话回归现实,我们就知道,独裁者容或有公益性的无私付出那部分,但私人收益也是存在、甚或可以是为主的。既有此私的部分,独裁者必然会在任内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瓦解所有不利于维持其独裁统治的集团及其活动而动机不纯粹是为了公益。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独裁者各种打压政敌的自保行为,一般是否有助其政权或皇朝的延续?看似必然,其实未必,因为打压政敌可能导致政敌反咬,自招灭亡,例如秦始皇。因此,这个问题不能从理论解答,而必须证诸事实。
但是,找事实根据有困难,因为独裁者,特别是成功的那些,打压政敌的手段通常十分隐蔽,一切记录、痕迹都尽量消减;那么,愈成功的独裁者,能观察到的打压政敌的行为便愈少;因此,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跟事实刚刚相反。另外,独裁者之所以能够打压政敌,很可能本身就反映这个独裁者力量强大,如果这些皇朝很能够延续的话,到底是强大使然还是打压使然,在统计学上便说不清楚。为了避开这两个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年轻学者S. Abramson和C. Rivera(下简作A&R;文章连结见【注】)提供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考虑在位之时自然死亡的那些独裁者从登基到死亡的年数;假设独裁者要经常想办法出招对付谋求推翻他的政敌,那么他在位的时间愈长,那些招数的总量便愈大,他便愈有充足的机会巩固政权、铲除政敌、建立或加强他的威权体制。打压行为不容易观察到,不会遗留完整可靠的历史记录,但独裁者从登基到自然死亡的年数却是很容易查到的;这个年数也和独裁者的权力大小无甚关系的。因此,这个年数可以用作打压政敌行为总量的一个替代变量(proxy variable)。
独裁者建立的这种威权体制不再是简单的人治,但一样和民主法治的体制背道而驰;不过,因为也是一种体制,好处同样是可以传给他指定的继任人(通常是他的儿子、亲属或心腹),有利延续打压敌对派系时的效率。找出历史资料里的这个年数与有关皇朝经历多少次内部和平继承然后才被敌对派系推翻这两者之间的统计关系,便知道独裁者打压政敌的自保行为,一般是否有助其政权或皇朝的延续了。
A&R先举出一些中外有名的例子,说明专制皇朝的创建者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击败、瓦解一众敌对派系,不仅树立自身权威,还可以把个人权力制度化,帮助巩固其绝非出色的儿孙辈掌管自己身后的国家最高权力。例子之一是是一世纪英皇「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此公本是法国人,初是诺曼第公爵,1066年征服英伦,是为威廉一世,在位21年,不仅成功镇压所有挑战者,还取得英国教的几乎所有主教的效忠,以外来征服者的身份巩固了政权,然后传位给无甚出色的三子,在位13年死于非命,皇位再由威廉一世的四子取得,在位25年,再传给威廉一世的外孙,显示出非凡的延续力。
例子之二是北韩的金日成;此公本是北韩劳动党组成时期四个派系中的最弱小的游击队派,不过得到苏共支持而上台,夷平了其他三派,统治北韩46年,两传至今天的孙子金正恩;外人以为此子少不更事,但似乎地位至今很稳,若非金日成建立了巩固的专制威权体制,金正恩早下台了。人治和法治之外还有专制威权体制,亦可维系治权好几代,是A&R的见地。
独裁体制反映继承偏好
具体事例之外,A&R采用的数据集非常庞大,囊括了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947年几近2500年里欧洲大大小小2050个在位自然死亡的独裁者;分析的结果包括下列几点:
一、独裁者在位的时间愈长,他的权力愈大。这里,反映权力大小用的变数是独裁者召集议会的频率;议会起初在欧洲是作为贵族限制皇权的机制出现的,皇权愈大,独裁者愈不觉得需要召开议会。这个现象,在大陆也曾出现过:毛泽东的权力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那段时间内,人大没有召开,尽管人大对共产党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形式上的制约。由于欧洲的议会是公元12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的,所以关于这点的统计只用了2050个数据点里的376个。
二、独裁者建立的独裁体制反映他的继承偏好:以儿子继承为尚,无儿则由兄弟替上;他在位至自然死亡的年数愈长,体制力量愈大,由儿子或兄弟继承的或然率愈高。在位一年不到便自然死亡的独裁者,儿子或兄弟继承他的或然率只有23.7%;在位70年以上的,或然率就接近1。李光耀在位或之后不在位而或多或少谋其政者凡五十有五年而隔代传子,表现相对不俗。
三、独裁者在位愈久然后自然死亡的,其继承者被推翻的或然率便愈低。在位一年以下便自然死亡的独裁者,他的继承者被政敌推翻的或然率达14.6%;在位77年的,或然率就跌近5.4%,风险减少了2╱3。
下面的两点和新加坡的实例最贴切了:
四、独裁者在位愈久而自然死亡,他的继承者要面对议会召开的尴尬情况的或然率便愈低。在位一年之内便自然死亡的独裁者,他的继承者要面对议会召开的或然率达有75%;在位30年的,或然率跌近40%;在位71年的,或然率减至7%。现代独裁者很聪明,干脆把议会制度化,定期召开,变成一个让大家出出气表演一下「代表职责」的橡皮图章,所以这点的现代意义不能乱套,但揭示出的原理应该未变。
五、皇朝的始创者在位至自然死亡的年数和整个皇朝的持续执政时期长短,有明确的、正的线性关系。始创者在位5年、15年、25年、35年而自然死亡的话,其创立的皇朝自他的死亡算起至被推翻的平均时段从25年几乎线性递增到100年。从这个结果来推算,李光耀在位或之后不在位而谋其政55年,则李氏皇朝还可以存在150年耶!
第五点也许会令新加坡(或任何地方)的民主派看了泄气。如果我们相信A&R做的统计分析的话,历史的确如是说。好在,慢来慢来终归也要​​来,欧洲最后还是民主化了。而且,二战之后的社会变化尤其急速,资讯流通快,观念频频更新,过去西欧要一两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和观念有关的社会形态转变,例如「人口过渡」,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一两代人之间便完成。因此,所谓的「深层结构的参数」改变了,统计模型的有效性也可能不一样。是否如此,新加坡是一个重要观察点;另外一个是卡斯特罗缔造的古巴。卡氏今年89岁,1959全起掌最高权力,在位49年,传位于弟,后续力按A&R的理论看也不弱,但古巴人心思变,似是大势。
另外,经济长成之后,后现代社会新世代的期望与要求也不一样。上一代从无到有,得来的每一分毫都弥足珍贵,但新一代的起点高,现有的经济物质条件,他们觉得不过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而着眼点更高。故无论是中国传统里说的「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还是西方马斯洛学说的「心理需要金字塔」在起作用,都已无法要求新一代在更多的方面屈就;强要新世代「忆苦思甜」,连在一穷二白人民仅仅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时候也无法生效,又怎能冀求今天身处第一世界的年轻人接受老一辈的「智慧」呢?诚然,世道循环,当今天的新世代渐渐成熟、老去,他们也许会「悟」出一些老一辈的智慧,但那时又有更新的一代、更高的要求。也许,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历史是人从必然到自由的自我解放过程。
【注】普林斯顿大学Scott Abramson & Carlos Rivera的文章Time is Power: Leader Duration, Elite Re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Non-Democracies (2013)的免费阅读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