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刘书祥:回族最好不要改信其他宗教,其他宗教也不要到回族中发展宗教、吸收信徒

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刘书祥:回族最好不要改信其他宗教,其他宗教也不要到回族中发展宗教、吸收信徒。这个局长真奇葩,简直就是宗教促进局+强迫信仰促进局的代表人物,难怪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族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个局长不知道是信安拉呢还是无神论?
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刘书祥(回族)居然是伊斯兰信徒,曾任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会长。中央政府里的高级官员怎么能由资深宗教神职人员担任啊?如此一来,国家宗教局岂不是变为了宗教事业发展促进局?岂不是变成了中国伊斯兰教发展促进局?
回族这个“族”,很大程度是从宗教信仰上来的。我有个表弟,分明是个汉人,非要入清真古教,然后到处声称自己是“回回”!所以那个宗教局长是个二货。
强迫信仰,宗教梱绑,干涉宗教自由。这么违宪的言论出自官员之口,不知道刑法里有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吗?
没啥,上面的人只是觉得这样方便管理。就像管户口的巴不得你们都呆在原户籍地别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这局长把宪法当什么了?
说好的有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有信这种教也有信那种教的自由,有现在不信将来信的自由,也有现在信将来不信的自由呢?
刘本人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副会长。他有这种认识和言论不奇怪。
不知回族人刘副局长入党后有没有改信无神论呢?还是坚持原来的伊斯兰信仰呢?
刘书祥说:“我是回族人,做民族宗教工作几十年。说实在话,我这次是慕名来南街村。原来不知道南街村有没有穆斯林,来之后给了我灵感,很想写一篇文章——《幸福的南街村穆斯林》。到回族村民家看后,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感到很兴奋、很振奋,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宗教局、民宗委里头,祸国殃民的浑球太多了…乙烷!
代表真主打入卡菲尔政团内部潜伏,在适当的时机……
这局长是吃什么长大的?贵党早期党员马海德同志是地道的阿拉伯人,家族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也信了马列主意。你党很多党员包括早期回民支队的马本斋以及他的儿子都是信了马列共产主义。你这么说话,对得起党内的回族等民族同志吗?这不是侮辱他们又是什么?[怒]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同志,你们怎么看?
【虽然宪法规定了上述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但伊斯兰教是民族宗教,个别回族改其他宗教,容易引起民族隔阂甚至民族矛盾,引起护教排教等宗教矛盾冲突】
国家让这样的人上位实在是……
宪法规定是信仰自由,这个国家公职人员公开鼓吹违宪,果真伊法治国?
一回教副局长的禁止回族人信其他宗教?这种压迫其他宗教的人可以担任宗教局副局长?
强迫信仰,宗教梱绑,干涉宗教自由。这么违宪的言论出自官员之口,不知道刑法里有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吗?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带头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么?
读了这篇文章,中国民宗政策里“族教不分”的根源在哪里,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党在延安时期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工作,纪念<回回民族问题>发表70周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也是《回回民族问题》重要文献发表七十周年。非常感谢胡振华教授、北京市回民学校 的同志,殚精竭虑、精心安排了这次会议,使在京的众多专家学者以重新学习《回回民族问题》的实际行动来庆祝建党九十周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就非常关注和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并且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一、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制定了各历史时期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革命斗争的胜利。特别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经过民族地区的伟大实践,更加充实了民族、宗教政策的内容并且验证了这些政策的正确。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很快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党中央遂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发布实施了更多更具体的关于回族和伊斯兰教方面的方针政策,不断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广大回族人民的团结抗战的积极性,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边区。
  (一)党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工作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共辖20余县,约150万人。境内少数民族人口不多。但边区北部与蒙古族聚居的内蒙古相邻,西部与甘肃、宁夏接壤。这里是全国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地区。为了建立巩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有效阻止日寇的西进,党中央审时度势,极为重视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尤其是回族工作。1936年5月25日红军西征前夕,党中央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解放的大好时机”。宣言郑重宣布:主张在回族区域建立自治政权;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和阿訇;帮助回民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取消苛税改善回民生活;创办回民报纸,发展回民文化教育等。红军西征解放了甘肃、宁夏的广大回族群众,也为全国回族的解放指明了道路。
  1936年初,党中央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外的陕、甘、宁、青、新等省的地下工作,尤其是回族、蒙古族的工作,张闻天同志任书记、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西北工委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回族、蒙古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开展认真研究,,为中央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1937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下设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1941年5月,中央为了整合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将中央西北工委与边区政府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央西北局,下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边区政府设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边区各市县也都设立了民族事务科或民族事务科员,专职从事民族工作。这就从组织机构上保障了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落到实处,落到基层。
  实现民族平等,成立回族自治地方。根据民族自觉原则,早在党的二大、六大的决议中都非常重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在红军西征胜利的基础上,1936年10月22日,予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从此掀开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页。随着边区内回族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三边、陇东和关中新正县回民较多的地方,边区政府于1942年划定边县四、五区和城关的两个回民村为回民自治乡。同年9月,又将陇东的三岔镇划为回民区,将关中新正县的一区、九区,盐池县的回六庄划为回民自治区。这样,边区政府内就有了区、乡的回民自治地方。这些地方的区、乡长由回民自己选举产生,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公益等项事业均由回民自己管理。回民群众真正享受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
  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民族教育。一个民族的解放没有本民族出身的大批干部是不行的。中央和边区政府早在1937年就在中央党校开设民族班(回族占有很大的比例),1939年7月,中央党校专设一个回民班。1941年6月,陕北公学民族部第一次招收学员主要是蒙、回、藏、彝、苗、满和部分汉族,共185人,但回族占总人数的20%。1941年9月,陕北公学在民族班的基础上改办成延安民族学院,直到1948年停办。7年间招收了不少回民学生成为各条战线的有用人才。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在回民较聚居并有条件的地方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回族公学。这不是宗教学校,而是回民的国民教育学校。比如1941年10月定边回汉民共同创办的伊斯兰教公学,校长金浪是回民,学生是回汉兼收,教学内容是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据统计,在短短的10年延安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了上千名民族干部,成为我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为我们回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尤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建立民族武装。党在延安时期多次的重要文件、决议中都非常强调建立回族自己武装力量的重要。如关中分区早就成立了回民自卫军连。抗日战争起,关中回民自卫连改建升格成为更有战斗力的回民支队。1941年,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农民军起义的基础上,成立了回民抗日骑兵团,起义军领导人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被西北局任命为党代表。该部队在中央和边区领导下,为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立下了不朽的战功。1944年初,战斗在鲁西一带的回民支队奉命调防延安,可惜的是司令员马本斋同志英年早逝,未能同部队一起到达延安。另外还有一些抗日回民武装,如盐池县的回汉支队等都不一一列举了。
  发展经济、改善回民物质生活。帮助回民发展经济生产,改善物质生活对于团结广大回族群众更有直接的重大意义。为此,边区政府对边区境内的回族居民,凡从事农业生产的,政府分给其土地、划分宅基、发放农业贷款、调拨谷物良种;从外省、边区外新迁入边区的回族农民、难民,政府则发放救济粮、安排居住,拨给土地或荒滩、放农贷、免除赋税,三年内不交公粮。对于从事商业、手工业经济活动的回民,政府贷给他们资金,免除捐税,帮助他们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由于采取了这些切实措施,回族居民不论经商务农,都能安心生产、安居乐业,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广大回民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和边区政府。
  在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的同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也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很好地争取团结了宗教上层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政府并且利用宗教的特有优势,冲破敌人的封锁,促进了与边区外的交往。
  在边区所辖的20多个县,150万人口中,据1944年统计,共有天主教堂20处、基督教堂7处、清真寺10处、佛教寺观8处。信教群众约在4万人左右,在边区150万人口中所占比例不算太大。边区政权成立的几年内,宗教活动除伊斯兰教外,根据当时的情况都被停止了,直到1941年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发布后,天主教、基督教才重新恢复了活动,而佛教会(一心会)因被日寇所控制而被取缔。但伊斯兰教却自始至终都受到保护,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首先,建立伊斯兰教的宗教组织和文化团体。1938年,以白崇禧为理事长的中国回教救国会成立后,在号召团结全国回民抗日救国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马青年(中央党校)、金浪白(抗大)、马寅(陕北公学)、苏冰(女大)等人为理事的延安回民救国会于1940年2月26日成立,这是边区第一个回民伊斯兰教的救国组织。该会于1940年3月10日发表《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提出要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1940年10月7日,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第一次回民代表会同时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到会人员有上千人之多。大会首先恭颂古兰经首章,朱德总司令、总书记张闻天出席开会并作重要讲话。随后,盐池、定边、陇东等回民较多的县也相继成立分会,回民较多的自治区、乡也设有支会。全区回族同胞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仅大大调动了广大回族团结抗日积极性,而且对日寇、汉奸、回奸败类的“防共”、“反共”宣传、成立“回回国”的罪恶阴谋也给予沉重打击。
  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境内回族人口不多,1941年统计,全区共有回族348户、1259人。主要分布在三边、陇东和关中等地区。据1942年统计:盐池、定边两县共有回民100多户,480多人,加上陇东和关中也只有八、九百人。但有回民聚居就有清真寺。1940年前边区境内共有清真寺4处,后来在延安、定边、曲子、三岔等城乡又建了6处。这样,全边区清真寺达到了10处。完全满足了穆斯林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2月,延安回民救国会向政府提出成立清真食堂和建清真寺的建议,很快得到答复:边区财政拨款7000元,延安市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座落在延安青年文化沟的清真寺于当年10月顺利建成。毛泽东主席亲自题碑“清真寺”三个大字,这是他伟大的一生中唯一一次为宗教场所提名。住寺阿訇马生福不仅被安排为边区政府参议,而且还是边区政府18个委员之一,发挥了很好的参政议政作用。其余杨学智、李正兴阿訇也都爱国爱教,中国伊协原会长张杰1946年被延安清真寺礼聘为副阿訇(副教长),本斋回民支队随军阿訇蔡永清于1945年在延安受到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上述情况说明,边区内所有穆斯林都充分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宗教活动场所受到了保护,宗教人士得到了很好地政治安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壮大。证明了我党宗教政策的无比正确。
   (二)《回回民族问题》的出版发行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的谈了一些延安时期我党回族与伊斯兰教工作的情况,目的在于说明正是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了这些具体政策并且得到充分的证明它的正确,才能够在这些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认真研究,进一步升华为理论的概括,这就是《回回民族问题》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我认为没有延安时期对回族、伊斯兰教工作的成功实践,《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就不可能在延安时期出版问世。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是他在延安就任中央西北工委秘书长时,除完成繁重的工作外,又精心对回族、伊斯兰教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理论研究。1940年4月,西北工委拟定,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的提纲》重要文献发表。全文共6个部分主要说明主要居住在陕甘宁青及全国各地的353万回族的族源是隋唐以来到中国贸易的波斯大食人,以及元朝随同蒙古军大量涌入中国的西亚、中亚士兵、工匠等在中国土地上定居、生殖繁衍,形成一个民族。关于回教与回族的关系,着重指出伊斯兰教对回族来说,不只是个简单的宗教信仰,而且成为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论述是非常精准正确的,而且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把回族与回教分离出来,独立叙述。但这是一篇政治文献,不可能进行过多的学术考证与科学依据的阐述。1946年6月16日,李维汉同志在《解放》109期发表了《回回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章。全文共分8个部分;重新论述和强调了回族的来源;突出阐示回回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针对当前的形势,指出回族解放的出路、回族的社会经济状况,革命传统以及回汉团结实现民族平等,等内容,这篇文章有力地批驳了回回不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不是民族问题的各种谬论。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已进入抗日战争的最艰苦阶段,一方面日寇除正面军事进攻外,还大肆进行“防共”、“ 反共”宣传,努力推行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图谋。有的回奸败类也散布“回回争教不争国”的滥调;另方面,国内大资产阶级、大汉族主义统治者不承认回回是个民族。正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说的回回是信仰回教的汉人(所谓汉回);第三就是回族同志在族教关系上分不清楚,回族就是回教,回教等于回族,表现出一定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而不利于回汉团结共同抗日,也妨碍者本民族的发展;第四,边区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回蒙等少数民族实现了自治并且有自己的抗日武装等等,充分证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积累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革命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关于回回问题的提纲》《回回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有8万多字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应运而生,于19412年7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全书共九章:
  一、回回民族的来源、名称与分布情况。说明回族的来源“主要的是元朝时来中国的回回人。回回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加入了大量的汉人成份,此外还可能有回纥、回鹘人”。回回民族的先人是外来的,而回族却是在中国土地上在元朝时代开始形成的,有力地批驳了“回族是外来民族”的“民族外来论”,增强了回回民族的爱国抗日热情;
  二、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回回民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长期受封建压迫,回族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从清朝顺治直到同治年间,回族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起义斗争,除西北地区外,云南杜文秀的回民起义有更大影响。”;
  三、什么是伊斯兰教
  阐述了伊斯兰教的产生、发展以及传入中国的历史;
  四、回族发展过程中的回教。
  正确的指出“为中国回回民族所信奉而称作回教的伊斯兰教,不仅同回回民族的发展不可分离,而且已经随着回回民族的发展而带来了许多显著的、新的特征”。如门宦等;
  五、从回族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受压迫的文化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等四个方面作了较大篇幅的叙述;
  六、空前的民族危机与回族解放的道路,揭露日寇、回奸败类的“以华治华”、“以回治回”、“保护回教”的各种蛊惑宣传,只有在中国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才是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
  七、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本书的全文都始终把回回当成一个民族,把回回问题当做民族问题来论述,这是该书的宗旨和理论核心;
  八、团结回回民族共同抗战建国的政策;
  九、陕甘宁边区的回民。最后是“简短的结论”。这本书以民族研究会的名义发表,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国统区和轮陷区更好地发行,扩大宣传阵地,在全国回族和各族人民中起到团结抗战的巨大作用。
  也许要问该书的作者是谁呢?应该说这本书是集体创作研究的结果。首先是李维汉同志,他写的《回回问题研究》(1941年6月16日)奠定了该书的基本章节和框架。时任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负责人的刘春同志承担了回族与回教、族教关系部分,并负责全书文字修改、润色与加工。而民族问题研究组的牙含章同志则负责了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历史部分。就我所知,三位作者没有一人是回族。到现在看来,这本书的立论都是非常正确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陕甘宁边区被层层包围和封锁的环境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真是难能可贵。
  (三)结语
  《回回民族问题》出版到现在已经近70周年了。它的出版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这里,我想就当前回族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关于伊斯兰教与回族进行教族相分别问题。
  《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回族与回教区分开来。历史第一次提出回族是回族、是民族问题,最足不是会叫,把回族从回教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学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延安时期对于族教的划分,主要是把“大回回论”,泛回教(伊斯兰教)的民族之一——回教相分离,是把回族从回教中解放出来,比如五族共和的“回”就包括了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不能把凡信仰伊斯兰教的都称为回回,把回回民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强令称为回教(解放后政府有通知不再称回教)。但是,伊斯兰教是回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它在回族的形成中起到了起到了甚至是决定的作用,并且渗透到回回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统计回族穆斯林人数,总是与回族人口数相一致,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9个少数民族也是如此。但,现在有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族教分离论,非把穆斯林与回族人为地截然分开。比如有的地方,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把妇女、干部职工、学生、工人,18岁以下的青少年都说成是非穆斯林;也有的地方,一个省新近统计有回族人口40多万,但统计穆斯林仅只几百万人,标准是不吃猪肉的回回才是穆斯林,不是穆斯林的回族人是不禁食猪肉的,这种做法看起来很革命、很进步,但我认为这样做严重地伤害了回回民族的民族感情,也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是与《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宗旨相悖的。周恩来在1957年的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过: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中,谁是谁不是穆斯林是划不清楚的,所以直到心在,进行民族、宗教人口统计时,总是把穆斯林人数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数一并统计,人口数是一致的。
  二、关于个别回族信仰了其它宗教的问题。
  在当前确实有个别地方、个别回族群众信仰了其它宗教,如:基督教、佛道教等。
  关于这种情况怎样看待:从大的方面而说,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谓信仰自由,就是说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今天信仰宗教,后来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放弃原来信仰而改信其它宗教的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我国老一辈的一些民族工作的领导同志认为:虽然宪法规定了上述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但是伊斯兰教是民族宗教,是回回全民族信仰的宗教,它与回回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任何宗教都有两重性,即:宣教性(护教性)与排他性。个别回族改其他宗教,这就不单纯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而容易引起民族隔阂甚至民族矛盾,引起护教、排教等宗教矛盾、冲突。真样刊,应从大处考虑,回族最好不要改信其它宗教,其它宗教也不要到回族中发展宗教、吸收信徒。
  三、民族问题的实质
  《回回民族问题》等重要文献一再强调,回回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回回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处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残暴统治下,这种民族问题的实质当然是阶级斗争问题。但解放后的60多年来,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55个民族团结和睦地生活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同意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虽然,民族并没有消亡,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但现阶段民族问题的实质不是什麽阶级斗争而是民族差别、民族发展程度的不同。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尽快脱贫致富,缩小民族差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回回民族问题》发表已经70周年了,现在谈起来仍感到那麽亲切,仍然能从中不断收益。今天我们纪念它的出版发行,就要更好地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认真宣传贯彻好党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珍惜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和睦、民族发展的大好形势,紧紧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伟大的民族复兴而做出我们回回民族应有的贡献。
  (刘书祥,回族 ,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副局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