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

中美俄的“噩梦” 小国崛起与反制


  北京时间7月24日,菲律宾发生反华游行。两天前的7月22日,缅甸当局重判155名中国伐木工人。两件事都牵动中国神经。虽然这是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不同的两件事,其实存在一些共性。表面上看,缅甸所为是合法正当之举,但结合该国当下仍处于国内战争状态的现实,以及不太寻常的“重判”,还说明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也即对邻国兼大国的中国的不尊重。这种现象在菲律宾当局者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年里,中缅关系急剧降温,缅甸当局领导人多次表达对中国不客气言论,与其国内武装交火后还发生多次军机越境,并造成中国边民死伤的情况。对于缅甸对中国的这种态度,不排除缅甸当局存在以“挑衅”中国的方式迎合国内民族主义、塑造军政府权威和合法性的考量。
  缅甸对中国的态度表现在世界上并不鲜见,而是代表了“小国崛起”并反制大国的历史趋势。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不过,以朝鲜、“伊斯兰国”(ISIS)等方面的表现来看,如果大国之间不能达成更多共识和合作的话,美国势弱之后的多极化世界,或者说是“小国时代”,有可能呈现更为混乱的局面。
  小国雄起 反制大国
  观察人士指出,其实在中国周边,还有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都对中国存在着不尊重、不合作、敌对、挑衅,甚至是遏制的意图。这有历史层面的原因,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本身。日、菲、越、缅等国家的一个主要共同点就是相对于中、美、俄等“大国”而言,是一些“小国”。夹在几个大国之间小国也有着自己利益和立场。
  对小国来说,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很容易受制于大国,难以保障自身权益。那么,一个铤而走险具有赌博性质的选择就是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进行战略制衡,让大国对己保持尊重和忌惮,或是争取和讨好,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国内民族主义和国内既得利益,增强政权的统治基础。
  如此的话,也就很容易出现小国与某一大国保持距离,甚或在某种情况下故意挑衅和反制大国的例子。日本、菲律宾、越南、缅甸对中国,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对美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对俄罗斯,其实也都或多或少做过或者是正在做着这种事情。这是刀尖跳舞的行为,很容易搞砸,但在这样做的小国数目仍然在不断增多。尤其是处于交通、能源关键点的国家,会享有远超国力的地位和话语权。


  处于交通、能源关键节点的“小国”正在释放着远超自身实力的影响力和制衡手段
  这种现象在近十年中被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并且出现了诸如“小国崛起”“小国时代”之类的惊呼。遥想过去500年,西欧以坚船利炮敲开全球化和近现代化,全球殖民扩张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对峙,美国成为成就一极,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其他地区小国们从来没有拥有像今天般的影响力。
  一方面,朝鲜“玩转”中美俄,古巴、菲律宾分别挑战强大邻国美国和中国,新加坡扼守马六甲合纵联横,巴以冲突搅动国际局势,两伊战争震荡全球。另一方面,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美国、俄罗斯、西欧列强等大国的影响力却呈现明显收缩下降趋势。
  美国虽然仍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但经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役之后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对日本的遥制渐有“失控”迹象,“伊斯兰国”乘机壮大。俄罗斯受制于美欧制裁围堵,本就惨淡经营的国家又遭重创。西欧英法德等国分开则力有不足,合作又困难重重。表面上看是在强势崛起的中国实则受到百般掣肘,除美国方面有限度的敌视和施压外,其周边小国更是直接而实质的阻碍。
  “小国时代”的三大“定心丸”
  有分析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历史趋势,其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有利历史条件:一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二是国际规则秩序的树立,三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交织。就第一点而言,大国向小国施加威势变得困难,代价高昂,而小国政权挑战大国则能迎合国内民族主义,巩固自身执政。很多小国在与大国交往时显得敏感、极端,自尊心较强,其极端情况就是容易出现专制极权体制和军国主义。似乎如此才能显得自身更有力量,但与大国仍然难以匹敌,因而是走进了误区。
  对于第二点,二战结束前后确立的国际新秩序以和平、民主、平等为原则,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大国实力的重要组织部分——武装力量的发挥,而有助于保障为数众多小国的权益,使其获得与自身实力不对等的地位和自我观感。由于大国与小国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过于强调小国的平等权益,反而容易造成对大国的“逆向歧视”,这也是一种不平等和错位。比如在中国南海争端中,很多国际舆论对越南、菲律宾等国持同情态度,这些国家也有意强化这一点。
  菲律宾现任总统阿基诺就曾大打感情牌地表示,菲律宾不想有任何麻烦,但这不意味着会让大国“欺负”。他还说,如果我们任人欺负的话,也许菲律宾人民就要挤在一个岛上。如果现在我们任人推挤的话,也许明天或后天,我们的7,100个岛屿就会只剩下两位数了。然而事实却恰与其所述相反,是菲律宾侵占了原先并不属于自己的中国的岛礁和海域,而且中国是否会如其所想那般侵略菲律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不过是小国政权常用的一种执政和宣传手段。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手段却是屡试不爽。
  对于第三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大国利益高度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会更为理性慎重。而小国则更有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立场、政策容易出现摇摆。而且由于核威慑的存在,大国之间有意规避暴力手段,而其难以避免利益相争就往往表现为对小国的拉拢。这种情况下,小国当政者很容易采用制衡大国、争取“两边通吃”的外交手腕。比如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规划之后,处于关键节点的一些域内国家或许就在利用中国走出去的某种急切心态,挟地自重,谋求更多不切实际的利益。
  多极化世界:混乱的世界?
  很多人曾幻想过美国单极世界结束后,取而代之的多极世界会是一个更为公正、平等、美好的国际格局,现实情况或许未必如此。当一个强权政治突然撤出形成权力真空后,原先被压制的各种力量需要重新成长、分化和组合,很容易出现一种反弹和混乱。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制后又经历了近两百年不乏流血战争的调整适应才有了相对稳定的政局。而在美国从西方和中东转身,专注“亚洲再平衡”之时,亦出现了“伊斯兰国”。这些现象或许意味着,多极化世界有可能呈现比之现在更加混乱的局势。
  相对于大国来说,小国政治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稳定性较差,而且大多缺乏足够的历史文化沉淀,加之西方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不加理性批判地美化宣传,使得小国政治很容易出现极端化、失控化倾向。届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地方保守主义、军国主义等等相互杂糅激荡,世界局势将动荡不安。当然,并非所有小国都会出现这种倾向,但却难以避免被时势裹挟。
  对大国而言,尤其是对不吝用兵的“一极”美国之外的中国、俄罗斯、西欧各国,处于美国压迫式制衡、小国抗上式制衡的包夹之下,处境十分不利。而在未来美国继续势弱后,将有可能遭到诸多小国更进一步的挑战。或许,那时的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如果大国领导者具有足够的远见卓识的话,就应该团结协作起来,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采取可控的战争手段,以维持一个更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局势,而不是抱着短视自私警戒的态度相互敌视制衡。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道义的要求,也是一种责任。如此的话,也才有望真正解决棘手的朝鲜、“伊斯兰国”等难题,并在贫穷、疾病、核扩散、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各问题上有更多建树。
  在2015年7月14日,经过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和伊朗艰难谈判后,已经持续十二年之久的伊朗核问题的解决终于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一成果其实正是大国责任的履行,展现了大国合作的必要性和优点。如果这种做法在将来更多地出现,才真正有助于形成开创一个共赢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