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丛书颇有点耐人寻味的文字，下面讲的文坛逸事，都是老芦从该丛书上看来的。
常见论者琢磨，鲁迅若活到“解放”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据说有人问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结果只会有两种：要么封笔，要么坐牢。这无非是野史，属于“姑妄听之”一类。就算老人家这么说过，也只能证明他虽然“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其实也未必明白那绍兴超级师爷。
8年前我上网之初就和赵无眠先生讨论过这问题了。那时他写了篇《鲁迅和姚文元》，把鲁迅吹到了天上去，把姚文元骂进了地狱中。我看后期期以为不然，便写了两个帖子和他商榷，提出：第一，鲁迅开创的“骂人文学”乃是整人文化的重要组分，姚文元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他的嫡传弟子，从鲁迅到姚文元之间存在着一条醒目的红线。第二，鲁迅并非什么思想家，尽管我反复看过他的全集，至今仍然不知道“鲁迅思想”有什么内容。第三，不仅鲁迅不是什么思想家，就连中国也没出过什么大思想家。
我那些帖子一个也没保留下来，因为赵无眠没有回应，倒是旁观的林思云颇受启发，把“中国没有思想家”这句话接过去大加发挥，写了篇《中国不需要思想家》，其结论竟然是因为中国人的遗传基因有问题，没有理性思维能力，所以不需要思想家，正如狗不需要经济学家一般，引起网人讨伐，最后引出了拙作《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
这些网上掌故也不必去说它了，留作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吧（特别是日本历史学家。我看日本人最爱这套“微雕艺术”，某留日大贤的博士论文竟然是郭沫若在日本的起居注，包括他怎么嫖妓害了梅毒，又如何写信请教原来的恩师，繁杂琐碎，不堪卒读。而这论文竟然还印成了书在海外到处发卖）。本文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中国文人骨子里天生就有作文字狱吏的强烈冲动，简直是沛然莫之能御，比三十岁的精壮汉子的性冲动还结棍。
不信请看《温故》丛书里讲的几个文坛掌故。
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编辑崔万秋给《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寄了一张调查表，请他说明自己现在在读什么书，想向青年介绍什么书。施蛰存便推荐了《庄子》和《文选》，并作了附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调查结果被该报发表后，鲁迅便化名“丰之余”在《申报•自由谈》上恶毒攻击之：
“有些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芦按：晚清改革前中国没有西式学校，只有与传授知识没太大关系的私塾与书院，无论是教材与制度都与西式学校毫不相同，这就是鲁迅为何这么说），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和《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新式青年的躯壳，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啰。”
那施蛰存和鲁迅无冤无仇，何故招来鲁迅化名恶骂？原来在鲁迅眼里，施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作为提高文学修养之助，便是开历史倒车，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闹过了，非倒退而何？”
因此，所谓鲁式“进步”，乃是彻底“破旧立新”的极为霸道的“一元化进步”，他的“新世界”里容不得青年学习篆字，填写旧体诗词，《庄子》《文选》成了禁书，甚至就连自刻信封印版，把新诗写成整齐划一的方块，都成了“谬种”与“妖孽”！请问这“新世界”和文革锻造出来的“红彤彤的新世界”有何区别？两者不都是一尘不染的蒸馏水么？
施蛰存见到此恶骂后，便写了个自我辩解，说他之所以作那推荐，是因为常常见到青年作者的来稿，觉得他们词汇贫乏，文章“拙直”，所以推荐了那两本书，让青年作者可以悟出作文方法并扩充字汇。而“丰之余先生”不许人家写篆字、填词、自制印版信封等等也有些武断。这是个人爱好，只要不强加于人就行了。
这其实是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也是谁都该明白的道理。然而鲁迅见了这辩解后更加恼怒，抓住施文中“我……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一语，诬蔑施蛰存“诬赖”他，因为他的文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
这种的抵赖，便连网上流氓都不如——他当然没有对施“个人有所劝告”，他直接就是以恶骂的方式不准人家向青年推荐古典文学读物，禁止“学校出身”的新一代写篆字填词作旧诗。他和施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施不过是向文学青年提个建议，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听不听是读者自由的选择，而鲁迅则是用语言暴力去禁止一切他认为是反动的言行。
此后这无聊吵闹竟然越演越烈，鲁迅穷形恶状，什么烂话都骂了出来，骂施蛰存“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直到最后给对方扣上“遗少”这“青年反革命”帽子还意犹不足，还要把对方骂成杜月笙一类流氓（所谓“洋场恶少”）：
“几本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成了‘洋场恶少’了。”
到此不堪地步，施蛰存洁身自爱、珍惜羽毛，当然只能住口，可鲁迅还不依不饶地骂下去。一年多后，他还在恶毒侮辱施蛰存是“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甚至在与他人通信中，诬蔑施蛰存向文学青年推荐那两本书是“以此取悦当道”，骂施是“叭儿”！殊难怪记述此事的作者邵建要慨叹：“放到今天，在报纸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无端诋毁人格是连同报纸都要上法庭的。”（以上见邵建《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温故》卷一，P27）
这话我其实四五年前就在网上慨叹过，说那时的人老实，没有什么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所以挨了毒骂也不知道靠法律保护自己，讨还公道，让鲁迅赔个倾家荡产，以后再想侮辱人就得先掂量掂量后果再开口。即使如此，那文坛恶霸也不是不能铲除的。只恨芦生也晚，未能以其道反诸其身，剥下那老匹夫的“思想家”、“青年导师”的画皮来，让他尝尝芦子钢铁般的逻辑力量。
然而鲁迅式“革命文艺恶霸”却是无从铲除的，不信请看第二例。
1938年12月，梁实秋出任《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编辑，发刊时写了份《编者的话》，说：
“拉稿能力较大者即是平夙交游较广的人，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尝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
请读者看看，这话究竟犯了什么大罪？
既然拉不到名家撑场子（可惜余生也晚），当然只好“走群众路线”了：
“广大读者是散布在各地方各阶层里的，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经验，各有各的作风，假如你们用一些工夫写点文章惠寄我们，那岂不是充实本刊内容最有效的方法么？……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永远作读者，让这小篇幅作为读者公开发表文字的场所。”
至于文章内容，梁表示“并不拘定”，不过：
“我也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
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请读者看看这些话又有什么大错？难道非得把报纸变成标语牌才有益于抗战？刊载点与“救国”无关的文字，调剂放松一下国民的神经又有何不可？敢情既是国难当头，全民就得放屁咬牙，拉屎攥拳，行房时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料此文一出，立即惹了大祸，某位孔罗荪（此人是何方巨灵神我还真不知道）便在重庆《大公报》上抨击，断章取义造谣诬蔑，讽刺道：“在今日中国，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纵然不是奇迹，也真是超等的天才。”继而又撰文把梁打成汉奸，骂梁“抹杀了今日抗战的伟大力量的影响，抹杀了存在于今日中国的真实只有抗战，抹杀了今日全国文艺界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抗战的文艺。”
最奇的是，梁“文坛何在”的插科打诨竟然引来老舍的愤怒讨伐，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封致《中央日报》的信，向梁问罪曰：
“梁实秋先生之‘编者的话’中，竟有不知文坛坐落何处，盟主大将是谁等语，态度轻佻，出语擐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为，有自由之权，本会也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坐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风气，有碍抗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以上见胡胜华《评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温故》卷六，P181）
这话与争地盘的黑社会老大的用语的区别，只在于两条：第一，它“智力含量”要高得多，满口“无从过问”，“无从干涉”，“不欲加以指斥”，而实际上却是“请解聘梁实秋以谢天下，否则全国文艺界绝不轻饶”的最后通牒。第二，它用不着挥动拳头、棍棒与刀枪，几顶帽子加上阴森森的后果威胁就够了，是之谓“杀人不用刀”。
此信一发，梁实秋只好乖乖辞职以谢天下。须知这还是在“解放”前，他的工作岗位还是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可见文字狱吏的笔杆子的强大威力。只是老舍当时没想到，他后来会栽在同一笔杆子之下，其悲惨下场与平安喜乐的梁实秋不可同年而语。
尝到这笔杆子的滋味又如何？如果老舍没死，他是否会就此大彻大悟？我看也是“有钱人家的姑娘——难说”（这是当年贫下中农教给我的歇后语之一）。
如所周知，林默涵乃是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的“阎王殿”的副阎王，然而根据徐庆全先生发表在《温故》上的文章（《〈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卷六，P21），此公却是当年下毒手死整写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白桦的左王之一。1981年4月8日，他在XX部召开的“文艺骨干座谈会”上发言，专门念了一段中央某单位“专门的简报”，其杀气腾腾，令人几十年后读来还不寒而栗：
“应该看到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活动很猖狂，不是我们不能容忍他们，而是他们不能容忍我们，要推翻我们。……对这些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极少数的坏人如果采取宋襄公的态度，听任其发展，那我们就要犯罪，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我们手上丧失。”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整人心思之细密，绝不亚于张春桥或姚文元：
“我已经向电影局建议保存《太阳和人》（芦注：即根据剧本《苦恋》拍成的电影）这部片子的原版，因为这个‘被权势者排斥’的作品，也许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不朽著作’，如果不保存起来，岂不是埋没了吗？”
看了这些轶事，我不能不觉得当年对赵无眠的质疑失之片面：骂人文学并非鲁迅所创，他也没有直接传给姚文元。文字狱历来是中国悠久的民间传统，从吴之荣到鲁迅到老舍到姚文元到林默涵，这优良传统从来是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离开了广大读书人的积极投入，光靠朝廷，根本也就不可能出现历史上熟知的那些文字狱大案。文革前后文字狱的兴衰就最能证明这一点。
文革后，左王们几次企图发动文字狱运动都无疾而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文革中吃过它的苦头，而天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林默涵一样，只知道纵情享受整人的快乐，不知道整来整去迟早要整到自己身上来，那时就不怎么快乐了。正因为他们知道这点，才会为了自己的安全，消极抵制“清污”“反自由化”等运动。正如“胡风分子”贾植芳在日记中指出的：“有人又想点火，但柴湿了，会燃不起来（芦按：疑为“火燃不起来”之误），反而熏起满天大雾，熏得点火的人满眼是泪。”
不难想见，如果文革前知识分子们有这点见识，那无数次文字狱运动就算能搞起来，恶果恐怕也不会有那么严重。
然而这恰是隐忧所在：既然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字狱的抵制不是出自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同，只是出自对自己安全的担忧，那么，等日后伤疤痊愈，吃过苦头的老家伙们全死了，这优良传统会不会再度死灰复燃呢？我看还是“有钱人家的姑娘——难说”。
最后回到题目上来：如果鲁迅活到了“解放”后，那又便如何？我看很有可能当上XX部长，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把积年睚眦逐一刨出来，将那些所有无端开罪过他的“封建遗老遗少”、“洋场恶老恶少”、“富儿富爹”、“瘪三瘪四”、“叭儿叭爷”一并打入18层地狱，“一个都不饶恕，让他们恨去！”
芦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