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2日星期日

周薄结盟图谋非常 习近平“突围”不易

  中国最高法指称“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从而官方证实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政坛之中所存在的一股“隐形势力”的存在。当然,其组成人物应当不止周永康和薄熙来两人,徐才厚、令计划或者还有郭伯雄等人皆已入伙。这些人物位高权重,势力波及党政军,沟通中南海、中央与地方,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将其联结起来的共同利益和集体目标于国于党于民都是自私的、非正常的和有害的。因此,这种实力就体现为对国家的潜在杀伤力。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中共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执政危机,最终能够拨乱反正,将这一势力连根拔起,殊为不易。不论是作为当时的“储君”还是后来的主政者的习近平而言,这一旧势力都是一大阻拦和考验。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和非常之变以后,尽管有些幕后动作仍然不为外界所知,但所幸的是,最终柳暗花明,避免了另外一种不堪预料的历史可能。

  周薄令徐关系网浮出水面

  最高法在2015年3月18日发布的白皮书谈及周永康案,称“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虽然此语被夹杂在诸多官样文字中,但是丝毫掩盖不了其重要性。这不仅意味着法院对周案的定性,更是官方证实了坊间及外媒一直在传的周永康与薄熙来等人存在的某种非正常关系,结成党内小圈子,甚至使所谓“政变”图谋的传闻也增加了可信度。

  依舆论所见,这个“小圈子”里不止周永康与薄熙来两人,徐才厚、令计划、形势危急的郭伯雄,以及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牵扯其中。而此番最高法所说的“非组织政治活动”主体是“周永康、薄熙来等人”,似乎也是有意留有余地,为今后补缺埋下伏笔。事实上,早先中共已经多次以非官方的形式点开这层关系。

  2014年12月,被认为有高层背景的财新网揭密令计划案时称,有迹象表明,刚刚落马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与周永康、薄熙来等存同盟关系。2015年1月,港媒《凤凰周刊》亦发文揭示,周薄两人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一拍即合,表示要“大干一场”。2015年3月,原“皇甫平”写文表示,周永康被指与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案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从十八大后初期的完全掩盖,到轻点慢揭,再到到最高法的定性,周、薄、徐、令等人之间的“不可告人”的关系终于被揭示在民众面前。这一过程的漫长源于执政者极为慎重的心态,不过最终没有遮掩事实真相。

  中共如此慎重,确有其不得已之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四人,皆是当时中国政坛位高权重的人物,涉及极广,卡位关键。周永康是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治局9常委之一,因为“畸形”的权力配置使周永康实权明显偏重。薄熙来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是地方实力派代表。薄熙来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举起了中共精神领袖毛泽东的旗帜,在民间和左派中拥趸甚众。

  徐才厚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被指架空了名义上的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使其不得触碰“枪杆子”,党军关系有失稳之势。目前,郭伯雄在此期间扮演了何种角色尚不明确,但显然没有站在胡锦涛一边,不然徐才厚的“架空”之举断难进行。也就是说,郭伯雄或者是置身其外,任由徐才厚独断专行;但更有可能是入伙徐才厚,两人合作架空胡锦涛。令计划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因为此职卡住中国政权咽喉地带,隐形权力直追政治局常委。令计划在中共十八大后因疑云重重的“法拉利车祸事件”后才加入周薄团伙。

  习近平的“突围”和扫荡

  这些政治人物纠缠在一起形成具有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集团的话,将会对中共造成极为棘手的挑战。他们的政治目标不难预料。如周永康继续保有其政治局常委席位或者成为退休后的“干政老人”,薄熙来成为新晋政治局常委,令计划入局甚或更进一步也跟随薄熙来脚步入常。徐才厚或郭伯雄如周永康一般或是留任军委副主席或是成为“干军老人”。在这样一种安排之下,中国高层权力或将操于这一小团体之手,中国政治生态难免就此急转直下。

  综合各方消息来看,不论是早期周永康与薄熙来形成的“二人转”,还是后来囊括徐才厚与令计划等人的新圈子,初期或许都不为外界所知,胡锦涛、江泽民亦未必知晓其中玄机。直到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挨了薄熙来一个巴掌夜逃美领馆,薄熙来因之形势危殆,中央有意除之,而周永康表现异常,不和谐地脱离中央集体意志而单独表态支持薄熙来。在薄熙来事件当口,令计划因一场神秘车祸进入周薄团伙。不过,令本人亦因此事惹火上身,在这一连串非正常的重大政治事件集中爆发的情况下,周薄令徐之间的内幕逐渐被揭开,离最终覆灭也已不远。

  其实,自薄熙来事件发生伊始,中共高层已经开始拨乱反正,并针对由此揭开的乱局对十八大作出针对性安排。薄熙来事发后即落马,周永康出头后即被边缘化,令计划甫一入伙就被调离中办,徐才厚郭伯雄虽然迅速向中央表态效忠,但也仅得暂时周全。

  或许正是眼见中央弱势致使乱象丛生、乱政误国,本人亦深受其害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与其他高层协力拨乱反正之后,毅然“裸退”。中共高层亦形成共识,打造一个集中统一的中共中央,挽救时局,防止类似周薄令徐小圈子政治重现。这也是习近平如今比江胡两代都要强势,而反腐改革亦得以迅猛推进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后的政局动荡中接过胡锦涛权力,同时也接过解决胡锦涛任期内积重难返的全局性问题的重任。与此同时,还需将十八大之前周薄令徐小圈子彻底破除,这不仅是出于排除政治隐患的考虑。事实上,这些人能够走到一起也有其必然之处,也即都拥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休,都视党纪国法如无物,都对权力有不可遏制的欲望。那么,他们所网罗的一众人等亦相差不多。因此,将这些人一并拿下也是反腐整党和打掉利益集团推进改革的需要。

  其实,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诸人,还只是任性乱为的官员群体中的一部分,而要实现党政军商学社科文体等等方面整体性的纯洁化和先进性,可谓任重道艰。虽则这些人暗结势力、图谋非常,但所幸野心未逞,亦暴露中国政体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激发起潜在的变革力量,最终扭转时局和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