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各自归边，美国在欧洲成立至今仍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麾下是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另一方是苏联为首的华沙公约组织，简称华约，帐前是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在亚洲，类似的对抗亦见出现，中共建政全面倒向苏联，一切唯老大哥马首是瞻，与日本南韩台湾等「自由世界」捉对厮杀。两种意识形态，两套战略思维，围堵与反围堵，双方都把能纳入的国家尽量纳入，各自扩充，各有坐大。在这两个巨人之间的寡民小国亟力寻找生存空间，这些国家在夹缝中以本身的地缘险要为杠杆，一跃而成第三势力，以威权主义管控国家，在同济东西两方，共享和平之际，更寻且出现经济繁荣之象。这些国家主事者有一个不涉及国力大小的通行称谓：强人。
「强人」一词在六七十年代用得颇滥，南韩朴正熙菲律宾马可斯都被称为强人，实则是美国附庸，华府要他们站着死他们不敢坐着死。反之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是如假包换真正强人，夹在南欧美苏两股势力之间，南斯拉夫既不是苏联般全面共产但也不是美国般悉数民主，但就是冷战年间东欧人民眼中的乐土，西欧各国认定的准共产主义。另一个强人是李光耀，如今全球聚焦这个马六甲海峡大门的海岛城巿之时，翻开历史，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虽只是几百平方公里，却以有异亚洲众国的治政之道，令新加坡卓然成为中共以及不少新兴国家抄袭对象。然而李光耀就是李光耀，一手专制管治打压异见，一手年年与香港争逐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桂冠，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在「自由」与「专制」之间如何轻重拿捏，确是一门学问。
新加坡位守天险，早于战前已是大英帝国远东要塞，它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船舰从印度洋而来转折北上中国日本台湾南韩，必须经过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轰炸驻在新加坡的英军战机。日本战略盘算是这样的：拿下如今称为马来西亚的马来亚，之后南取新加坡，以此对当时称作荷属东印度的印尼发动进攻。日本侵略大计目标是四个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国），B是Britain（英国），C是China（中国），D是Dutch（荷兰）。进攻资源充沛的东印度是打击荷兰，新加坡是英国桥头堡，伦敦当然看穿日本图谋，派出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为主的舰队东来保驾护航，结果惨于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飞的八十六架日本轰炸机击沉，元气大伤。
星紧扼马六甲天险
时至今日，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更形吃重。马六甲海峡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共管，其他国家货船军舰通过皆需三国首肯。冷战结束，美军撤出菲律宾克拉克及苏比克湾两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兰湾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后丧失，唯一落脚点便是以补给港形态存在的新加坡，狮城举足轻重由此可见。近年中美犄角对抗之势明显，中共策略因而调整，在马六甲海峡之外开辟另一条南下印度洋生命线，即如二次大战建设滇缅公路；由云南经缅甸出海，以免一旦马六甲海峡封锁，远道中东而来的石油补给线遭到掏断。因此，守着马六甲海峡咽喉，日本中国南韩就等于给人捏着喉咙，新加坡的战略叫价大增。
今年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对年轻人来说，七十年前的历史等于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脱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后的遗产（legacy）——美俄对抗，俄中结盟，日中对抗，改了的只是国家名称，大模样未见根本变化，新加坡地缘政治角色无改，美国要争取新加坡，中共也要争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国当年以围堵对付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中南半岛的越战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签署《曼谷宣言》组成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当时与美国关系密切，尽管五国间有龃龉，例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关系人所共知，回教大国印尼对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东盟的最大公约数是反共，这一点各国不存异议，美国在东盟帷幔后的身影呼之欲出。
东南亚的美国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国重视在于其地缘价值，亦由于此，新加坡军力在东南亚遥遥领先，东亚只有三国装备美军顶级F15战机，一是朝鲜半岛的南韩，一是美国忠实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国的军火外交用得出神入化，以色列纵然如何桀骜不羁，但主要军备皆来自美国，难以搞出花样；东盟原创五国也是美国军火买家，无法不落入美国的西太平洋大计，美国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唯有美国，始能免于共产主义」。然而一如银币的两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质，更由于美国东亚大棋盘战略，区内遂出现意识形态极端反共的专制以至独裁政制。易言之，强人之所以出现，不能不说是因为背后是另一个更大的强人。
当然，李光耀的强人比起马可斯的强人，其持续性来得久远，独立程度比菲律宾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缘位置比菲律宾更重要带来的操作空间，狮城的管治艺术远胜菲律宾。李光耀铁腕治政压制异见，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构成独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国家存亡的危机感压制社会异见思潮，同一时间赋于相对自由空间，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经济发展的三层结构。过世已七年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权威主义滥觞，指出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脱序失控，若无法通过政治及制度现代化配合，结果可能是爆发暴力。亨廷顿这套理念广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为南非国师，称通过国家机器的压制，有助令现代化过程有效。亨廷顿的学说被美国自由派学者批得体无完肤，却被目为七八十年代中小国家走向专制的练习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韩台湾身上，可以看到类似表征。
新权威主义练习本
相对腐败不堪的马可斯政权或是偏安江左的台湾蒋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条比马可斯更多法治、比蒋经国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种说法称，这是李光耀的剑桥大学法学院教育成果，也有说是儒家文化之故，不过人们更相信这是长期危机感萌生下保存政体的平衡术——经济起飞但必须服膺于国家安全——企图以此说明民主自由与经济富强两者之间的孰轻孰重。对于危机感，李光耀从未隐瞒，新加坡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关系平平，虽未爆发冲突，但连食水资源都匮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于马来西亚是不争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讲话谈到，If, for instance,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举例说，你把一个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与马来西亚有关连的马来人军官放到机枪班当主管，那是一桩非常复杂的事），勾勒出来是危机就在身边，却道是如此危机带来蓬勃的经济发展。
这正是李光耀的强人政治特质，他不会规避无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态度面对并试图以他的方法解决，对国内异见施以压制时不抗拒经济上的自由，安内与经济发展并行，六四镇压之后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内政的管制不等于外交上的无为，李光耀的外交务实圆润，自由游移于中共与台湾之间，更获得中台同视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访华会见毛泽东，其时新加坡与台湾仍有官式外交关系，新加坡陆军更在台湾训练至今。当东盟五个始创成员国中的四个先后与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后一国这样做，这无损中共对这个城巿国家的信任，建交之后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与台湾内战结束后的首次会谈汪辜会面便是在新加坡举行，被认为海峡两岸至今谈得最好的对话。在大国之间取态中道，正是蕞尔小岛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两大之间难为小」没有发生在新加坡身上。
务实圆润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与新加坡是二而一的关系，亦唯独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专制资本主义，这与南斯拉夫的狄托主义大同小异。毋庸置疑，这是冷战孕育的政体形态，美苏对抗导致某些国家或地区以意识形态为先奉行专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尽管不少国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图权力与经济兼得，往往以烂尾收场，变成走到极端的专政独裁或半死不活的弱势经济。这不在于体制的分别，而在于领导人的魅力、视野与能力，李光耀与狄托都入于同具三者的此类。有说，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总理之位的是现今总统陈庆炎，李光耀钟爱陈甚至说陈是「新加坡最聪明的人」，另一个说法是李光耀独喜陈的内敛低调，可是陈就是无缘总理府，这或许是李光耀的一个遗憾。
新权威主义式的强人政治是特定时空下的历史产物，也是一些国家在两大意识形态之下的第三条路。然而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狄托蒋经国墓木早拱，强人无法复制也无法继承；相对于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广袤的民间社会，更多参与的政治及社会制度，始能推动国家向前。不过，当人们回首近代发展之路，强人式政治家确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强悍皆皆在身，那是历史书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