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余秀华对作协的质疑比方方更有力

在我所在的城市，省作协（省文联）地处最繁华的地段，老旧的房子，让它在这个时代显得异常落魄。年轻人在这附近约会，提到的地点往往是旁边的学校，或者报业大楼。只是在上了年纪的人那里，才会提到文联。不过，在修建地铁时，这里的一站，仍会叫做省文联站。这很好地说明了文联或者作协的处境，在普通人眼中，它好像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它仍然尴尬而倔强地保持着地位。

方方的《我的质疑》，让作协这个看上去神秘的组织，再次进入公共视野。尽管她所举报的只是不具真名的T诗人，但是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副院长这些实实在在的的称谓，普通网友不需要人肉就能猜到是谁，而相关部门也很难再装聋作哑。尤其是，T诗人涉嫌向H行贿210万元，即使在当前的法律下，也已经是违法行为，在文化艺术圈也要大力反腐的背景下，恐怕《我的质疑》引发的不会是简单的网上“撕逼大战”。

T诗人一路飞黄腾达，牵涉人物众多，方方的质疑，就不再是针对T本人，也不是湖北省人社厅的职称评定规范，而是作协这一体制本身。人们有理由相信，方方所揭示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不是个案：得奖即升天，牵涉这两年已经备受质疑的文学奖评定，而职称评定上的乱象，也绝不会仅仅是一时一地的丑闻。在方方的质疑之上，公众有理由进一步质疑：这样的作协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根据作协官方网站的资料，1949年7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1955年中国作协协会正式成立。中国作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现有团体会员39个，个人会员6128人”。它是一个“人民团体”，但却是拥有编制的单位。它更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些官方的奖项，是作协自己管理、自己评定的奖项，作协拥有全部的解释权。

在文化体制改革之前，作协是非常有力的机构，成为作协的会员，通常意味着获得稳定的出版权。文学爱好者，要想出人头地，必须首先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而这些刊物无一例外都是作协把持的。做文学梦的人，必须揣摩刊物的方针和编辑的口味，接受作协这一体制的规训。如果能够发表，那是莫大的鼓励，虽然稿费不多，但是却打开了通往“未来”之门。下一步，就是发表更多作品，参加各级作协评定的奖项，即使获奖，也不算成功，你还必须想办法成为作协的会员。很多人把上世纪80年代看成是文化的繁荣年代，湖北的方方、池莉，陕西的陈忠和、贾平凹，这些新兴作家的崛起，就是一个标志。但是，80年代的优秀青年作家，最终都成为各省的作协主席、副主席，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在90年代，如果你读一本小说，作者简介中通常都有作协会员这一项，也许王小波是少见的例外，他成名，在还没被作协收为会员就英年早逝了。王小波作为一名海归，最初是在人大和北大当老师。他1992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靠码字来养活自己，现在看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90年代，市场化媒体兴起，很多报纸的副刊需要大量的专栏，像刘小枫这样“高深”的学者，当时也在《成都晚报》上写文章。这些市场化媒体，所需要的作品和作协所把持的刊物，在风格上是很不同的，它们要求更贴近生活、更活泼的写作，而作协的刊物，最终则被称为“纯文学”和“严肃文学”。“纯”和“严肃”这样的字眼，表面上是高人一等，其实则是被边缘化的一种表现，难道市场化媒体上的汉字就不纯洁了？在90年代末期，网络兴起，到21世纪，随着论坛和博客技术的成熟，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发表文章，只要有才华，就会有出版商找上门来。前两年走红的李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在阿勒泰的文学青年，如果早生20年，大概只能老老实实放羊吧。

因此，如今的作协，其实已经处在被市场经济淘汰的边缘。如果你出一本书，在封二上放上自己的照片，写明你是作协会员，曾在哪些刊物上发过文章，基本上就可以保证这本书很难卖出去了。湖北农村女子余秀华在老旧的电脑上打字写诗，在网上发表，她的诗不知道超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T诗人多少倍。文学的商品化，对作协这种体制的摧毁，不仅仅在于让写作者可以自食其力地生活，更在于让作协的一整套规训系统失效。湖北地方作协的领导找到余秀华，邀请她加入，在20多年前，大概是整个村庄的荣耀，如今对余秀华来说则是可有可无的，而她的读者则担心，成为作协会员，对她的创作会有不好的影响。当地作协领导不得不出面解释，并保证绝对不干涉她的创作。这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在方方《我的质疑》之前，余秀华的遭遇已经对作协发出了更强有力的质疑了。

作协的出路，似乎应该回到其名称的字面意义上，成为一种行业协会。作家自愿加入，交纳会费，而作协则应该尽力保障自己会员的权益，比如协助保护版权，等等。否则，则只能成为更封闭的系统，而越封闭，各种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就越大，类似T诗人这样文章都写不通顺的人，越会在作协兴风作浪。他们是内部的蛀虫，最终会吞噬掉作协的残渣。

方方的文章毫无疑问很真诚，她的认真和坚持，也让人尊重。这是80年代文学青年纯洁心灵的剩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值得珍惜。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我的质疑》不过是对作协这种体制的捍卫和挽留。方方作为湖北省作协主席，对保持作协的声誉进行着最后的努力，这是一种唐吉柯德式的反抗，它本质上是荒诞的。方方或许可以让T诗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要挽救作协，却注定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