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泉明
几年前在大兴礼贤镇结识了王阿訇，当时他是礼贤清真寺的阿訇。那一天，一进清真寺便见一位长者迎面走来，他那笔直的腰扳，高挑且又不失魁梧的身材，再加上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的精气神，一点也不像年过七旬之人。寒暄过后攀谈起来，感到王阿訇不仅健谈，而且知识渊博，见解独到，不是那种“放录机”式的阿訇，禁不住升起一股敬意。
一晃数年，待前次再往礼贤，欲再听王阿訇教诲，却不料王阿訇已然卸任，回家安享晚年去了。逐讨要王阿訇的电话，专程登门……
自小在清真寺里学念经
王阿訇，汉名王志力，伊斯兰教经名阿布都阿哈曼，山东宁津长关镇人氏，生于1933年阴历正月廿四。王阿訇家境贫寒，父辈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唯靠父亲走街串巷挑挑叫卖度日。王阿訇依稀记得，梨下来了父亲就赁梨叫卖，花生下来了父亲就炒些花生挑上街……尽管家境如此，但由于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上有四个姐姐，所以不仅自小被父母疼爱，而且还受姐姐关照，因此别人食不裹腹他却有格外的享受，当然，那享受也无非几粒花生或碰破了皮卖不出去的果子而己。
在他七、八岁上，父母便把他交到清真寺阿訇手上，要他跟着阿訇学念经、学学问。王志力的父母是虔诚的穆斯林，长关镇又是穆斯林聚集的村镇，在那儿稚童进寺读经、学学问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当然，不是进寺读经、学学问的孩子都能在长大成人后当阿訇。准确的说，在清真寺里读经、学学问，当算“开蒙”也就是“基础教育”。这种“基础教育”不仅有宗教常识的讲授，还有如何做人的教育。比如阿訇讲“卧尔兹”（大课）时，其中会有“身为人子当孝敬父母”的内容；还会有“结朋交友当近贤远侫”的内容；更会有“不得说谎、不得凌弱、不得偷盗……善恶有报，都将在后世清算”的内容。就这样在清真寺“开蒙”几载后，学生们陆续告别这段生涯，该干什么营生干什么营生。至于真有出众当上阿訇的，则被人高看，连家人都跟着沾光。
长关镇地处鲁西北，日伪时期名义上是日占区，因为镇上驻着日本兵并且还有维持会。但其实也是八路军地工人员的活动区，八路军五旅的便衣就经常在清真寺落脚。初到清真寺的王志力一开始弄不明白：怎么忽然间多了几个陌生人，忽然间那几个人又不见了呢？后来知道了缘由，再后来习以为常见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一群日本兵端着刺刀进了清真寺，虽说没杀人放火，但气势汹汹让人出冷汗。待搜查之后，没发现可疑之人也没发现可疑之物，但日本兵不肯罢休，竟然把清真寺封了。王志力等被轰回家自不必说，准许留在清真寺里的只有阿訇和负责打扫的师傅。日本兵倒是没住在清真寺里，他们晚上回据点，可白天却在清真寺大殿前的空场上操练。
如此这一来，村里的穆斯林不干了。因为没了礼拜的地方是一；日本兵在清真寺里练刺刀这件事更不能容忍，这不是践踏圣地污辱伊斯兰教吗？正在穆斯林群情激愤的当口，一张日本字的告示出现在清真寺门外，据阿訇讲，那日本文告的意思是“清真寺乃宗教圣地，今后凡携带武器者无论何人均不得进入”。随后日本兵就再没来过清真寺，一切都似从前一样了。至于日本文告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日本人怕长关镇的穆斯林起事再出事端，还是维持会中有宗教意识的人说动了日本人，王阿訇直到今天依然一头雾水。王阿訇所见到的就是他所知道的，那就是突然间日本兵端着刺刀进了清真寺；突然间一张日本告示又让日本兵撤出了清真寺；再有就是，日本兵往后再没进过清真寺，而且对清真寺敬而远之。事后，他和其余几位孩童又回到清真寺，又过起接受“基础教育”的日子。
在接受“基础教育”的众孩童中，王志力是最捧的，长关镇的阿訇赞他最用心也最有天赋，是当阿訇的料。王阿訇回忆起那段时光依然兴奋，他自谦：“最用心不敢当，但有天赋确实不假”。因为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另外学阿拉伯文也不像别的孩子那么费劲。王阿訇还道：“在日后发配新疆学维吾尔文时，我也不似旁人那么费劲，让我说这是主的恩典，旁人则是说，我有语言天赋”。
被拐棍勾回清真寺
1948年，先后在河西务、廊坊清真寺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王志力随亲戚进了北平，他们慕名迈进花市清真寺的门坎求见管华亭大阿訇。一见到管阿訇，王志力的亲戚首先道明王志力父母的意愿，而管阿訇对王志力认真端详一番之后，嘱其念一篇章可兰经，王志力一念，管阿訇悦然脸上，待念罢之后管阿訇立即表态：“这孩子就留这吧”。于是，王志力就成了管阿訇亲选的海拉拜（学员）。按现在的的说法，管阿訇成了王志力的“指导老师”，而名师出高徒，王志力的前途可想而知。
然而，王志力并不甘心当阿訇，随着时日转圜，他不安定的心越发不安定了。1952年，他毅然绝然地离开清真寺，当上了学徒工，接收他的单位是北京电业局，分配给他的岗位是外线维修。那年他正好十八岁。他何以放弃当阿訇的的前途去当学徒工呢？王阿訇对此一点都不隐讳：“因为钱”。他说家中就他这么一个男孩，他应当成为家里的顶粱柱，而那时的阿訇跟现在的阿訇不一样，收入相当有限，所以他要找一个有工资可拿的工作，日后好孝顺父母成家立业。在北京电业局干了不到一年，有人说机床厂的工人有技术、受重视、待遇也高，王志力便离开了电业局，报考进北京第二机床厂。在机床厂当工人的几年间，他参加了工人夜校，进步很大，成绩令他自豪。于是他想撒一撒花放松一下，遇到高兴事自然想到庆贺，这对年长者亦不为过，何况青春年华的他？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并没有太多的好玩之处，寻常人最喜欢光顾的无非是庙会，也就是“赶庙会”。所谓“庙会”其实就是以庙为中心的大集，有卖吃食的、有卖小玩艺的、还有卖估衣的、卖布头的，不单小商小贩云集，而且有的庙会连杂耍、变戏法乃至摔跤练把式的也过来凑热闹，所以庙会成了寻常百姓调节生活求乐的好去处。当时，正逢蟠桃官庙会，于是在王志力抓了个休息日，起了个大早，兴致勃勃地去“赶庙会”。王志力的“赶庙会”可是货真价实的“赶”，从广安门外的第二机床厂到东便门的蟠桃官，往少了说20里打不住，全凭两条退一步一步的“赶”，是一点虚言都没有的“赶庙会”。
在庙会上玩得正起劲的王志力突然间被勾住了脖子，王志力一摸是拐棍柄，待要发作，一声“终于把你小子逮住了”的断喝入耳，一听这话音，王志力如同泄了气的皮球，甭说发作，连大气也不敢出了。原来拿拐棍勾住王志力脖子的不是旁人，而是他初进北京时，第一个器重他并主动带他，当他“指导老师”的管阿訇。
随后，王志力被带回清真寺。管阿訇直言，当初我收下你，那是应允你父母的意愿，如今你要另谋高就，也该由你父母应允，你父母应允了，我也就没责任了。几天后，王志力的母亲到北京“演”了一出“三娘教子”。王志力的母亲告之：要你当阿訇是父母在你一呱呱落地就举了意的，是我们对真主的许诺，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如若你不是这块材料倒也罢了，可如今老阿訇认可你，你却固执不从，这就是不仁、不孝……王志力的母亲还几近央求的劝道：家里不需要你的钱，只要你安心当阿訇，家里能被街坊邻里高看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造化。听着母亲的劝说，王志力点头应允，向他母亲保证：往后跟定管阿訇，认真学经，断不敢再生他念。
忽然间成“右派”
王志力踏下心来的那一年是1957年。这—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寻常的一年，对王志力来说更是不寻常的一年。回到清真寺不久，王志力有了一个发现，他发现念经的时间少了，原本没有的政治学习则处于绝对优势，不单体现在时间上，还体现在上上下下所有人都非常重视上，从读报读文件到讨论发言没人敢不“积极踊跃”。再有一个发现就是，原本并不常在寺里出现的“干部”，如今频繁现身了，而且是由他们主导政治学习。见到这些干部，王志力想到儿时所见，且又不经意间便把儿时所见讲给寺里的人听，即使区民政局下来的干部在场他也不在乎。孰料不久后，相关人员对那些他不经意间说的话掰开揉碎地分析，终于找出了“毛病”：王志力美化日寇、借此攻击党的宗教政策。
回忆起这段历史，王阿訇摇了摇了头：一张日本告示让日本兵撤离清真寺的话我说过，可日本兵端着刺刀进寺而且在寺里操练的话我也说过呀，我是据实而讲，说出了我所见到的，怎就成了美化日寇、攻击党的宗教政策了呢？
转过年来进入新的一年，政治学习的气氛越来越浓，众多清真寺的阿訇和学员，经常被集中到东四清真寺开会。开会自然影响按时礼拜，这让王志力不满，也就自然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流露出不屑和反感，日后这也是他被打右派的“材料”之一。王阿訇回忆，在他被打右派的材料里，还有一条让他吃惊，即说他“美化旧政权妄图变天”。那也是他不经意间说话说出来的祸端，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有的是富裕人家的出散（施舍）、乡亲间的相互帮衬。他记得他父亲的讲述，他父亲小本经营，遇官家人买东西没带钱就记下帐，然后上门讨要，无论日本占领时期的维持会，还是光复后的乡公所都不赖帐，还往往拿粮食顶帐。他父亲的讲述被他转述了，而这转述与教科书、报纸所言迥然不同，当然也就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被人收级整理成“材料”。
“在东四清真寺召开了的大会上，我和我师傅管阿訇一同被宣布是右派，被宣布是右派的大概有有几十位，韩荣光是其中之一，徐天利也是其中之一，比较熟悉的还有德胜门清真寺的章昭志，马甸清真寺的马尚林。后来，我们被下放到亦庄牛奶厂。”王阿訇如此追忆那次把他们师徒一块打成右派的大会。我下意识地询问起管阿訇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王阿訇回忆，最主要的一条是“恶毒攻击党的宗教政策”，起因是管阿訇讲过“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说法不对。好像还有一条是“不要党的领导”，因为管阿訇还讲过，清真寺里的事无非念经、礼拜、送亡人，用不着领导们又关怀又指守的……
经王阿訇这么一提，我想起一件事，“十年浩劫”之后，一位马列专家曾议论过这句“名言”那位专家说“宗教是精神鸦片”确是马克思所说，但只是马克思对宗教众多论述中的一句，单拿出来以偏盖全断章取义极不科学。那位专家还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人曲解马克斯的宗教论述，以“宗教是精神鸦片”为“大棒”，妄图人为清除宗教，“左”到了愚蠢、癫狂的程度，马克思泉下有知一定会摇头叹息。马列专家尚如此见解，一位穷一生精力服务于伊斯兰教的老阿訇岂能对“宗教是精神鸦片”之说不持异意？
那次师徒皆被打成右派的大会散会之后，管阿訇与王志力相对而视，然后管阿訇拉着王志力的手欲言又止，管阿訇想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呢？管阿訇会不会心存歉疚：要是不把爱徒“勾”回来，机床厂会多一工人，清真寺会少一右派。而此刻的王志力依然向往常一样搀扶着老师离开会场。或许王志力不知被打成右派的严重性，也或许他以为老师是右派他自然应该是右派……
王阿訇想了想继续回忆说：“从打成右派的人数上说，该有100开外的人到牛奶厂，但实际来了80多人，余下的或因年岁太大或因体弱多病放到街道享受‘街道专政’的待遇了，我师傅管阿訇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老人家己然60多岁了。”随后，我向他询问佛教、基督教相关人员的情况时，王阿訇说详细情况不清楚，但不少和尚被安排到门头沟、不少牧师被安排到延庆，尼姑和修女则被安排在日用化工厂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他们耳朵里了。王阿訇介绍，在议论这些消息时，他们当中还有知足、感恩的，说相比之下亦庄牛奶厂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感谢组织、感谢领导。
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在亦庄牛奶厂的具体工作是仓库保管加搬运工，就是将牛奶、酸奶核定数目，然后搬到相关的车上，以便负责运输的往城里送。当时我年轻才二十六、七岁，身体又好，不怕出力，所以工作干的挺好。但管理我们干部对我并不满意，嫌我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上去，再有就是非常不满意我坚持礼拜。”王阿訇回忆初到亦庄牛奶厂的情景时说。是性格使然还是对宗教的虔诚？身为右派的王志力对管理人员的批评一点不在意，到了礼拜的时候，只要有空必定礼拜，至于对“务必加强认识自己问题”的“忠告”，则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连糊弄都懒得糊弄。王志力的我行我素让他上了“另册”，成了不认真改造的典型，尽管他的工作干得挺好挑不出毛病。
直到如今，王阿訇年届八旬依然没能按当年那位管理人员的“忠告”认识自己的问题。因为每每谈及至此，王阿訇往往重复，说他是据实而讲，说出了他所见到的、他所知道的，怎就成了美化谁谁谁、攻击谁谁谁了呢？其实，错不在他而在那个年代。实话实说是那年代的大忌。论及当年的反右，打了多少右派毁了多少人才固然是其罪孽，但最大的罪孽是造成了上至公卿下至黎民不讲真话者越来越多，随之空话、套话、假话处处可见寻常得很。对时下的风气，王阿訇非常愤慨，王阿訇说真主是厌恶谎言的，不说假话、不做伪证是穆斯林必须遵守的戒律之一。但同时王阿訇还说，可兰经上确有“有益的谎言胜过无意义的实话”的教导。王阿訇解析，关键是“有益”两个字，不是对自己有益而是对别人有益，比如在帮助别人之后，面对回报可以用“已吃过饭了”、“没时间”等理由推却。尽管那是“谎言”但有益他人，真主是允许的。相反，对有益自己的谎言，捐害他人的谎言，尤其造假贩假为自己谋利……则统是恶行，后世要下地狱的。
1960年9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衣帽光鲜地出现在亦庄牛奶厂，在特意召开的宣判大会上，宣判了一批“现行反革命”。王志力名列其中，那年他27岁半。据王阿訇回忆，被宣判“现行反革命”的计有十几位，宣判之后就都被戴上手铐押离牛奶厂，最后都下到了草帘子监狱。在草帘子监狱压了一年多之后，王志力被宣判8年徒刑。此后，他由草帘子监狱转押茶甸，在茶甸呆了小一年又被押解到新疆。和王志力同为右派又同被打成现形反革命，并且又一同从茶甸压解新疆的是韩荣光，其他人大多被押往黑龙江的兴凯湖。
王阿訇说，在草帘子监狱的一年多是最难捱的，除了放风之外整天在号里，真正体会了坐大牢、蹲监狱的“坐”和“蹲”。到了茶甸，情况变了，按时按点的“磨牙”、按时按点的劳动、按时按点的熄灯睡觉。不待我询问，王阿訇主动解释：“‘磨牙’就是学习讨论，管教称它政治学习，我们背着管教称它‘磨牙’”。王阿訇还深情地回忆，说在茶甸的日子受益良多，因为有幸聆听了刘生明大阿訇的教诲。刘生明大阿訇是学问高深且充满睿智的忠厚长者，他是在京南东白塔清真寺当阿訇时打成右派的，当时那归河北保定管辖，不久大兴并入北京，刘生明大阿訇也就移交北京相关部门了，所以刘生明大阿訇先一步到的茶甸。王阿訇说，在茶甸不仅是我们后辈晚生尊敬他，连管教也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尊敬他，比如派给他“活儿”相对轻松并时间自己掌握。于是，刘生明阿訇或在浇水的井旁或在打扫干凈的房间内，按时按晌的礼拜。刘生明大阿訇不单自己如此还悄悄告诫旁人，要人们谨记礼拜是穆斯林必须做的功课，说谁抓的紧谁就离主近。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刘生明大阿訇不仅干净利落，而且神态自然没有忧虑和怨恨，他说这磨难是真主给的，是真主降下的考验，穆斯林应该坦然面对，此刻的念经、礼拜、行善是真主最喜悦的。王阿訇说，自此他就以刘生明大阿訇为榜样……
身在西域的特殊生活
“接收我们的是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施工团二连，实际上我们施工二连是囚犯连，因为除了几位领导之外全是囚犯，我们算政治犯，人数不多，另外是刑事犯，人数是我们的几倍。”王阿訇如此介绍他在新疆的“工作单位”。我好奇地询问那的管教对谁管教的更严，王阿訇说，对我们政治犯是政治学习多、训话多，但能感觉到管教们从心底里蔑视刑事犯，尤其是强奸犯。比如最脏最苦的活派给他们，再有就是从不给他们好脸子看。
“到新疆遂了我的心愿，因为我觉得对穆斯林而言，到新疆比到兴凯湖强多了。果不其然，一到新疆尤其一接触到维族，我就更为我能来新疆庆幸了。”王阿訇继续谈他的新疆行，他告诉我，他们二连的领导不称连长称队长，他们的队长是维族，叫买买提，是转业军人，曾是一野王震入疆时第一批参军的维族兵，转业前己然升到连级。但买卖提的汉话太差，听、说都不行。王阿訇分析：“估摸着，这是他不得不转业的重要原因。”不过王阿訇强调：“买买提是好人，绝对的好人，同时还是位‘秘密穆斯林’。”
原本这“秘密穆斯林”的故事只有王志力和买买提两人知晓，买买提还曾千叮咛万嘱咐地央求王志力不得泄密，如今王阿訇原原本本讲起这故事。这故事发生在他刚到新疆建设兵团施工团二连后的不久，当时他己粗通维语，当起了“翻译”，而这“翻译”有时比队长还风光。比如在不需要当地民工的工程中，买买提把工作布置给他，再由他翻译给干活的囚徒。再比如在需要大量当地民工的工程中，汉语的施工方案让买买提如读天书，而王志力则又将汉语翻译成维语讲述给当地民工，所以，甭管工程大小都是王志力在一线“指挥”，买买提在二线“压阵”。有一回将到晌午，王志力到相中的一个地方去，因为那地方有水源并且平整，小凈起来方便是做礼拜好地方，不料买买提捷足先登了……王志力禁不住好奇躲在一旁从头看到尾。不料，响声惊动了买买提，礼拜完毕后买买提问王志力看到了什么。王志力一脸无奈说什么也没看见。可买买提批评说“穆斯林不该睁眼说瞎话”，这样一来王志力只能实话相告。接下来就是买买提的千叮咛万嘱咐……几天后，王阿訇实在耐不住了问买买提：“你不是共产党员吗，怎么也礼拜？”买买提听后楞了一会，然后回答：“活在世上的时候，得听上级的，可往后呢？最终还不是回归真主那，所以能礼拜还是得礼拜。”当然，两人的对答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王阿訇也一直把这秘密守了几十年。
1968年，王志力的8年刑期期满，那年他35岁。但1968年正是“十年浩劫”如火如荼的时刻，“刑满回京”压根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奢望。所以他留场就业了，说是自愿留场也无不可，因为他真心觉得，赶上买买提这样一位“秘密穆斯林”的领导实在不易，离开这位领导则实属不智。于是，王志力转成自愿留场就业人员，其实对他而言，身份变了干的活没变。当然，自那之后每月有32元8角6分的工资可拿，也就是说王志力自那时起往家里寄钱了，这让他兴奋不己，因为终于可以尽一尽人子之孝、人父之责了。王志力有两儿一女，时下长女己办退，次子年届四旬，长子不幸亡故多年，死因是长期生活在“现形反革命家属”的阴影中，最终导致抑郁症寻了短见。
王志力是得1979年举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才有平反回北京这一结果的，所以他对胡耀邦特别有好感。待他真的回到北京上班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了，那时他己年届半百。我问王阿訇在新疆的20年中是不跑遍了南疆北疆，他说城市到的有限，但到过的地域很广，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中央到他们兵团领导都热衷修水库，而他所在的施工团恰是修水库的主力军，如新疆晓有名气的三海子水库、排子沟水库都是他们施工团参加过的工程。王阿訇还讲到他对维吾尔人的印象，他说经买买提结识了不少维族朋友，维族人非常豪爽但思维跟内地人有差异，比如你去维族人那里买东西，他一口价，你是他的朋友也不关照，你买十个、几十个同样不关照，但是当你做为客人到他家时，他会倾家中的所有好东西招待你，你若客气他会不高兴。王阿訇还说新疆维族人比内地人豁达，那句“活着就是赶巴札，死了就是睡墓地”的谚语，生动、鲜活地表达出维族人的洒脱和对人生的看法。但是王阿訇还介绍，维族人的宗教情怀不比内地回族人差。在巴札上，一到礼拜的钟点，小贩们放弃生意去礼拜的场面他见到过很多次。他说他还曾建议他们二连在安排民工出工的时间上让出礼拜的时间，买买提为即便允诺但嘱他悄悄的实行切不要声张。施行这项“政策”后，催、拽的劲省了，工程进度反倒快了，因为维族民工用努力多干报答对他们的“关照”，真的是“人心换人心”了。
退休之后才又当阿訇
回来北京之后，王阿訇首先到亦庄牛奶厂，要求继续当农业工人，他的理由挺充分，说是在这被错抓的如今平反当然回这上班。可牛奶厂领导劝解，说牛奶厂是奉命接受各位，如今右派问题没了，您该回市里由民委、伊协安排。王阿訇一想，人家所说也有道理，再者打右派又被升级成现形反革命，十余年的工资也该讨个说法。找到有关部门后，谈工作安排挺顺利，希望他当阿訇，可一谈补工资的事就推三推四了。谈了几次都如此，后来有人悄悄告诉王阿訇，说您前脚一出门，人家紧跟着就编派您，说您不知好歹得屋子想炕，平反了还不知足，就欠不平反……王阿訇闻听此言怒上心头，原本想去理论理论，却又怕给好心传话的人惹麻烦。我问王阿訇，知道不知道那位没有丝毫同情心的“领导”姓氏名谁，王阿訇笑了笑说：“算了，他也是一把年岁的人了，别提他的姓氏了。”但是，王阿訇由这件事上下定了决心：坚决不与这样人的为伍，坚决要求到牛奶厂上班。耗了小一年，王阿訇终于如愿：继续当农业工人。王阿訇说牛奶厂对他真不错，不单续上了工龄而且还安排他参加技术培训班，干起了技术工作。几年之后，次子接了他的班，在牛奶厂当司机。他则退休不离厂，继续上班，美其名曰叫“返聘”，他知道这是牛奶厂对他的关照。
在他年届花甲的一天清早，大兴宗教局的老熟人刘光仁和另一位老熟人马万成突然登门，并跟抓壮丁似地一推一拽把王阿訇“架”到车上，然后不容分说催司机开车。路上马万成才道出缘由，说：“您知道我在黄村当阿訇，现如今有三‘埋抬’(待埋的亡人)在清真寺，我实在忙不开了，把这事向领导汇报，咱这位领导就亲自找车奔您这了……”刘光仁接着说：“今这忙您非帮不可，不冲我们也得冲亡人……”就这样，王阿訇被“架”到黄寺清真寺，也就打那起王阿訇与大兴几个清真寺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干就是小二十年，直到他78岁那年才从礼贤清真寺退归亦庄安度晚年。可实际上依然闲不住，时不时地有人请，也就时不时地去尽义务，面对这情况王阿訇坦言：“熟人，实在推不开，只能去。”
说王阿訇知识渊博见解独到并非虚言，因为凡听过王阿訇讲“卧尔兹”的无不称赞王阿訇讲得透彻。王阿訇是那种不仅可兰经念的好，而且能根据可兰经讲明事理让人信服的学者型阿訇，这或许跟他师从管华亭大阿訇，又得刘生明大阿訇教诲相关，还或许与他的坎坷阅历相关。同时，王阿訇对一些“现实的宗教问题”也着自己的思考。比如对时下丧事越办越侈华的问题，王阿訇认为根据可兰经的要求，穆斯林的丧事应该简朴，而把亡人的钱财出散给贫困者才是最重要的。可现在的亡人家属往往在意丧事的摆场和给阿訇乜贴的多少，好像谁家办的摆场大谁家给的乜贴多，谁家的亡人就受益多。其实这不对，本末倒置了。
王阿訇对中东局势的认识也入木三分，比如他对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冲突就相当反感，尤其对拉登的恐怖主义更是厌恶至极。王阿訇说伊斯林本是倡导顺从、和平的宗教，可兰经上确有“对敌人不得仁慈”的教诲，但前提是面对攻击的生死时刻不能仁慈，而在和平时期穆斯林是严禁杀戮的，即便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如此。所以，大臣乃至首相并非穆斯林，这在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中并不乏见。王阿訇还说，穆斯林中确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比如出声念、默声念的分歧就真的很不值得，为这就分成两派更是匪夷所思。做为穆斯林，做自已认为对的事，同时也尊重他人的选择，不要勉强他人、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他人。况且对与错的最终判断是要由真主决裁的，后世才能知道，今世与其纠缠这些“枝节”，不如多念经、多反省、多行善事。
闻听王阿訇畅谈，令我有震聋发聩之感，但有些却“不合时宜”，会很得罪人的。比如一些清真寺里竖起“功德碑”，上书捐款人姓名和所捐数目，王阿訇就对此嗤之以鼻：“清真寺是敬主独一的圣地，写上这些莫非要人崇敬？”真的，王阿訇的坦言很伤一些人的面子，但却符合主道，因为可兰经上有左手行善不必让右手知晓的教诲。然而，如今却……
由此，想到佛家寺庙里的“功德碑”，谁捐钱多谁居首位，这在佛家寺庙里并不稀奇……然而，我却记得一位佛教居士对此非常不屑，那居士说：“穷人捐的尽管少却或许是他可支配的全部，富人捐的尽管多却或许是他的九牛一毛，究竟谁的功德大？”这居士还讲述过一发生在河南某寺庙里的真事，他说那庙中的小沙弥嫌“奖金”分配不公，动刀酿出了人命血案，而那“奖金”便取自“功德箱”。这位佛教居士感慨：“大众捐的善款原本该用在普度众生上，想不到竟成了人命案的祸端”。看来，“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也在腐蚀宗教信众，不管是穆斯林、佛教徒还是基督徒，一但放任必然受惑。
有着因言获罪的坎坷经历，年届八旬依然执着敢言，这就是王阿訇。我说出这赞叹后，王阿訇笑答：“改不了的毛病，得罪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