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曾长期负责涉藏事务的原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现全国政协民委主任朱维群再度现身四川藏区。期间，他与一名藏族作家的对话被完全披露。在这份源于一部名为《瞻对》的小说中，两人涉及民族话题相当广泛。其中朱维群本人抱怨当下民族政策过分强调民族差异不利国族认同形成，呼吁取消官方的民族身份界定，而《瞻对》的作者、藏人作家阿来则直言“到了进行适度反思与改进的时候了”。
极端活动、民族隔阂、极端宗教影响日益扩大，这些都令中共执行了半个世纪的民族政策陷入一种僵局。而正是在此困境下，朱维群与阿来的此番对话时机便很值得揣摩。从近期看，统战、政协双双应变，权力格局和任务的转变已无可避免。而其本人看，朱维群对中共民族自治政策和民族识别的建议实际上在2012年便出现在他的公开讲话中，此番重申是否另有含义？去年当局接连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已经包含了相当的内容。至此，一次重新检视民族政策的动作已经不仅仅是可早可缓，无关紧要的了，而是迫在眉睫呼之欲出了。
朱维群喊话或有高层意志
单纯从朱维群和阿来两人的对话看，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料值得分析。
朱维群
1947年出生的朱维群总是锋芒毕露、直言不讳，每每露面都有惊人之语，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很有个性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回答“有人想起诉中国前国家领导人，中国政府是否有声明？”时，他表示“有种的你就来吧”；达赖喇嘛要终止转世制度，他回答说这是对祖国、对藏传佛教、对达赖世系的三重“背叛”，“在他眼里，达赖世系只是他操弄分离主义的玩偶。对他此番政治表演，冷眼旁观即可。”……
中共就西藏和新疆工作分别设立有工作协调小组。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任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任该协调小组副组长，朱维群担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长达6年，为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在中央与达赖代表的6次谈判中，他是最近的两次谈判的中央主谈代表。2013年朱维群即便卸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但对民族宗教问题从来 “缺席”。所以，从相当意义上说，朱维群的一系列言论显然在相当程度上可被视为代表了高层意志，至少代表了中共党内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的考量。
其实早在2012年2月13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头版头条便发表了朱维群的署名文章，建议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朱维群建议，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当时应者寥寥，讨论甚少，但是至今天，朱维群的类似言论又重新出现，由于处在颇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因此颇为值得玩味。
5月18日至20日，北京时隔9年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这是继去年5月份底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9月份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中共涉民族宗教事务的又一次重量级会议。彼时，七常委悉数出席，习近平筹划的“大统战”思路显现，这是在诸如双副国级领衔统战部等一系列改革之后进行的，被外界相当看重。在民族宗教事务的问题上，习近平抛出所谓的“群众工作论”，即“针对敌对势力想用民族、宗教问题做文章问题，强调我们要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而宗教更要坚持四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警惕宗教渗透的危险，警惕带有政治意图的宗教诉求。而恰在此次会议之后，朱维群赴四川藏区调研，显而易见是有其特殊原因或者说目的的。
朱维群与阿来的对话随后被包括《人民政协报》、求是网等官方主流媒体转载，其中所涉关注点包括，民族区分应当是富有弹性的，民族教育要把学生放到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去，藏区寺庙和僧人不能超规模扩张等敏感内容，与中共传统的民族政策显然大异其趣。当然，无论这些内容出自朱维群还是阿来之口，都不足以证实中共已有明确安排，但这显然是一种信号。
三重危机叠加不得不改
有美国政府背景的自由亚洲电台5月29日报道，26日新疆和田再度发生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事发地位于和田墨玉县扎瓦乡，6名维族青年于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期间，用自制炸弹袭击巡逻警察，两名袭击者被击毙，4人在逃。当局已发出印有4人照片和名字的通缉令，他们来自当地3个村庄，年龄介乎20至26岁，但没提到是否有警察伤亡及施袭动机。截止目前，大陆官方未证实该消息。
实际上，在过去十余年间，新疆遭遇极端主义恐怖威胁的状况愈演愈烈。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并未终结这一风险，反而将恐怖主义威胁的范围更加扩大。从2013年11月份三中全会前天安门汽车撞人自燃事件，到次年3月份两会前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4月底乌鲁木齐火车站袭击，5月份乌鲁木齐早市连环爆炸案……都导致了相当的社会恐慌。
2012年前后正值中共权力交接期间，彼时也是大陆藏区藏人自焚事件高发期，尽管近一年间自焚事件归于沉寂，但这并不表示就此消失。
当然，类似极端活动并非突然出现，在这背后实际上还有深刻的社会问题存在。比如，新疆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政治松动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曾经被压抑的民族宗教问题爆发，部分地下宗教活动借助贫富差距等矛盾形成报复社会的极端力量。加之今年国际恐怖主义借助网络、手机等加大对新疆青少年的“影响”，极端活动被轻易激发。这两年曝光大批新疆维吾尔人自中亚偷渡受挫后，转而从陕西、河南中转，尔后南下广西、云南借助东南亚国家做跳板，最终抵达泛突厥主义的滥觞土耳其，或者参与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
正如上文所说，他们之所以被轻易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在语言、文字等先天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们不但缺乏竞争力，而且更难以心理融入。加之民族地区的贪腐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贫富分化严重；而当当局出台一系列优惠照顾政策时，又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双方的隔阂甚至敌视。
所以说，时移世易，中共执行数十年的民族政策不得不进行全盘的整体检视，零敲碎打已经难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