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三个吹鼓手

“党师”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近年来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其中不少涉及中共“党内民主”。看完后的印象可用一句话形容：身在新加坡，操碎了中南海的心。

最近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郑先生明确地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定义为“开放的一党制”：一党之内的利益都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来协商、协调，或者在党内表决，这样发展出一个民主机制来。

得出这样的结论，源于郑先生的“国情论”：对中国而言，“中国式民主”肯定得把传统跟一些民主制度层面的东西结合起来。我以前也说过，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制，是竞争，竞争的目的就是把最好的人才给竞争出来，而多党制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

郑先生的确神功，三下五去二就将当今世界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多党制撇到一边去了。形式只是花架子嘛，我们要的是真花。好啦，即便不要多党制，一党制下如何保证“最好的人才竞争出来”呢？郑先生认为“票决”很重要，他还举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例子说，当时党内民主引入了差额选举，保守派骨干分子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差额掉了。

然而话锋一转，郑先生又说“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党内民主要深化，必须超越票决制度”。在他看来：票决只是一种工具，即产生领导人的工具。但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或者选举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和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人的竞争主要是关乎特定的候选人有没有能力来实施其政策。

理由全面而深刻，不得不佩服郑先生的滴水不漏。然而即便只是作为产生领导人的工具，“票决”的问题还远未说清楚，就说要超越票决了，这种递进跨度之大实在令人有“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的感觉。其实“票决”里面藏着魔鬼细节呢：首先，提名时存不存在私下打招呼；其次，候选人能不能公开拉票；最后，计票过程有没有猫腻。

据多年来的媒体报道显示，在提名阶段组织部门私下打招呼的现象并不少见，严重影响选举的公正。而在选举阶段，获得提名的候选人更是不被允许公开拉票，不能公布自己的政纲。

一党之内的选举，选举上来的都是党员，都是自己人，因此禁止“竞争性选举“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禁止光明正大的竞争，就会刺激不光明的手段，诸如贿选以及“非组织政治活动”就必然出现。

连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当年都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从这点看，即便周、薄等真得搞过“非组织政治活动”，也是政治生活中再正常不过了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踢开“外部多元主义”的多党制之后，郑永年自己承认“我说的开放的一党制，它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可以公开竞争，也可以有公开的政策辩论。”

郑先生进一步乐观地展望：如果内部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并且执政党也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党长期执政，但政治过程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容纳不同的利益。

然而在中共连“内部竞争性选举”都不允许、连一些党员搞“非组织政治活动”都要严打的形势下，郑先生所谓的“内部多元主义”也只能停留在“如果……”的自说自话的畅想中了。

面对这样一个坚硬的现状，客观的学者要么进行批评，要么就因失望而保持沉默。但郑先生依旧热情勃勃地进行“跨越式”建言：中国要顺利地过渡到民主的话，就要探讨一党主导下的宪政是怎样的，一党主导下的法治是怎样的，一党主导下的司法独立是怎么样的。

并且郑先生还对同行们跟不上他的步伐进行指责：很多学者还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概念，没有人真正地去研究这些我们应当研究的，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但是在被问到中国民主的前景时，郑先生又心中无底了：中国以后会怎样，到现在我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要做大量的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的民主，这在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从郑先生以上充满“转折”、“递进”语态的文字里，我读到的不是一个像他自诩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相反却是一个离现实政治太近、太亲中共的“党师”形象。当然由于他毕竟还是一个学者，我还是深深感受到了他的内心纠结。

“海龟”张维为

中国二会期间，正当一些代表委员因其各种履职不佳行为遭受指责和嘲讽之际，新华网赶紧抛出张维为先生的“高论”来救驾。这位被不少大陆网友讥为“海外高级五毛”的张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民主制度，我可以说，在程序民主上，双方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但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的更好，好很多。

且看他的理由：我曾跟美国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人民代表的选举不民主，我们这个选举才叫民主。我说我们人民代表的选举确实可以改进，但是你美国国会代表选举，肯定存在太多的问题，美国现在选举的参选率为55%左右，当选率为52%左右，也就是说，100个选民中，只有55人参加选举，你得了55票中的52%的票，也就是20多票，这也能叫民主？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是笑话。

以参选率（参加投票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比例）为55%来指责、甚至否定美国的民主，这实在是无知者的论调。张维为先生自诩“过去20来年，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但仅就他对美国民主的评点，我只有将他与那些周游列国却只是“到此一游”的观光者划等号了。这些观光者看到的都是浮浅表面，根本没有深察他国的体制核心。

张维为先生以参选率来衡量民主质量，本身就是偏颇的。在古希腊、雅典城邦共和国里，由于城邦面积小方便聚集议事，参选率通常很高，但仅限于拥有公民权的选民（无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排除在外）。而在现代民主国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可能让每个选民都去投票站参加投票，能有一半的参选率和投票率就不算低了。

一般而言，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参政意识比较强，参选率、投票率也相对较高。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好比压抑太久的阀门，开启时会喷射出大量水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喷水量会降到一个恒量。因此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参选率、投票率不高是一个正常现象。况且对于3亿人的美国来说，55%的参选率实在不能算低。

即使如某些政治分析家所谓的“政治冷感症”，也是因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各种机制都已完善，选谁当总统似乎差别不大。尤其是碰到候选人都比较中庸的时候，选民参加选举并投票的意愿更会变低。但是遇到有魅力的候选人时，参选率和投票率又会一下子拉升上去。例如2008年奥巴马参选美国总统，引发黑人参政热，投票率比2004年翻了一番。

研究选举投票的专家们总结发现，“投票率偏低”并非完全意味着选民的反对和厌倦情绪，有时“对执政党和政府感到满意”也会导致“投票率偏低”。大家觉得没必要换人时，自然也就不想去投票了。

由此可见，关于“投票率偏低”的复杂原因，张维为先生是不清楚的，尽管他在欧洲旅居多年，且到访过100多个国家。在他的心目中，高投票率和高质量民主是划等号的。不过他指责美国参选率低，好像中国参选率很高似的。当然数据表明的确很高，咱们和朝鲜、古巴的参选率和投票率那可是位居世界前列啊！但是，张维为先生可否讲述一次他在中国的参选与投票经历呢？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驳斥那些自称从未见过选票是何物的同胞，一定更有说服力！

如果说张维为先生不了解程序民主的要义，那么对于实质民主他更是在“胡说八道”了：过去十年里，中国的人大密集讨论过三农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都是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提出各种对策，这就叫实质民主，美国能做到吗？

首先，张维为先生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正体现了中国“实质民主”的不足，而这也正是因为程序民主不够完善的缘故。因为没有民主机制的保护，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被侵害，山川河流土壤大气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即以环境问题为例，近两年来肆虐全国的雾霾，就是政府一味发展经济纵容污染企业的结果。因为缺乏民主机制、无法对权力和资本形成有力制约，民众只能眼睁睁看着灾难的降临。

其次，即便是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只能在每年一次、为期十天的两会上才得以被重视被讨论，而不像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其议员每天都可以听取和反映选民的心声，随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更关键的是，有些问题连续十年出现在中国人大会上，依然无解，且进一步恶化。真不知张维为先生何以得出“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的比美国更好”的结论？！

张维为先生还有不少“奇谈怪论”，例如“台湾马英九的工作能力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经历、素质、能力明显高于西方普选产生的政治人物”等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以上结论的。但顺着他的话风，倒可以轻松地下一条经得起事实检验的论断：就官员的腐败程度和广度而言，中国明显高于西方民主国家。

不过对于这些污点，张维为先生从来视而不见，或者是认为“瑕不掩瑜”。作为当了多年“外宾”、最近又回到祖国怀抱的“爱国学者”，他写的书里全是亮点，连续推出《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他自诩为“中国三部曲”），为中国全方位超越美国摇旗呐喊。

这样的使劲赞美，在我等国人看来，只有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宾”和肩负任务的“御用学者”才会干的事情。那么张维为属于哪一种呢？他去国外之前一直待在中国，因此不能算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宾”，而他现在回到国内兼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如此看来，大概可以称其为“海龟御用学者”了。

“诡辩”李世默

李世默何许人也？头衔很多，有兴趣的人请自行上网搜索一览。大概的经历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创业，现在游走中西。年近五十的李世默是属于“大器晚成”的那种人，直到2013年才“一举成名”。该年6月他在TED环球大会上所作的一篇演讲——“中国崛起和元叙事的终结”（《China and the Endof Meta-Narratives》）在网上传播甚广，引发热议。

李世默口中的“元叙事”指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单线条描述。在演讲开头，他称自己少年时代被灌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

李世默说，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崩溃，令这一“元叙事”顿时破产。

打动人心的演讲往往需要铺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李世默讲的第一个“元叙事”并不是一个新鲜事，而是在过去20多年中常被提及的一个既定事实。但这是李世默的一个铺陈手法，是为他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元叙事”服务的。

李世默口中的第二个“元叙事”是这样子的：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都将实行民主政治。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在我看来，这第二个“元叙事”的逻辑大有问题。西方精英人士的确向全世界推荐选举民主，但何曾说过“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这个论断是李世默强加给西方精英头上的。

民主自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是一种政治治理模式，即主权在民，“人（全）民做主”，区别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民主从来不曾被赋予“繁荣经济”的重任，它主要是赋予并保障人的自由权利。

李世默歪曲西人对民主的定位，是有其特别目的的，这也是我之所以誉他“诡辩高手”的原因。简单而言，他的“诡辩”逻辑如下：西人说民主攸关经济繁荣，不民主就会永远贫穷。中国没搞西方民主那一套，怎么经济也发展得很好，甚至比许多成熟的民主国家还要好，短短30年就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就我目力所及，西方主流学界从未将民主政治和经济繁荣说成因果关系的，李世默要么是从某个不入流的学者口中听到这样的说法，要么就是将自己的“发明”安到了西方人头上。

果然，接下来李世默就开始拿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说事了：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

李世默开始思考了：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你看，“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已经是经过李世默改装过的了，不再是西方而是李世默自己的了。由此，李世默开始肯定中国的“一党制”了：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用经济发展成就来驳斥他自己发明的“民主政治决定经济繁荣”，进而指出民主之外还有“中国模式”，这就是李世默的逻辑链条。谬误是明显的，不仅由于西人根本就没说过“民主政治决定经济繁荣”，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也根本不是“一党制”的功劳。

不然就回答不了如下问题：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人连温饱都成问题，那时是“一党制”；而后经济发展迅猛直至跃居世界老二，也是“一党制”。都是“一党制”，缘何前后差异巨大？

可见是“一党制”之外的东西在起关键作用，那就是邓小平极力推动的“改革开放”，打开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的国门，加入全球市场参与世界分工。是实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救了党，而不是相反。李世默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功劳记在“一党制”的头上，不是头脑混乱，就是故意为之。

且看他继续为“一党制”辩护：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李世默盛赞“组织部”：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

但是李世默难道不清楚，在组织部门公开选拔干部的背后有一套“潜规则”，正是这套“潜规则”在起主导作用么？这么多年来，中国媒体报道了大量买官卖官的新闻，难道李世默一个都没看到？或者是李世默已经西化到不看中文媒体的地步？

我曾在2003年2月赴吉林靖宇县调查县委书记李铁成卖官案，吃惊地发现：行贿者分布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各个部门，以及基层乡镇机关、省直、中直企业等100多个单位。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漏网”。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轮反腐运动，也以其“卓著”的成果向李世默展示了组织部门选的都是什么样的“贤能”：迄今为止，6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前常委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协副主席苏荣和令计划等国家和军队领导人！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天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在西方民主国家，腐败之所以比中国少得多，主要就是因为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三权分立以及反对党、国会议员和媒体的“全程紧盯”，使得官员不敢和不能腐败。

在2013年的演讲中，李世默说“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那么在见证了这一轮反腐成果后，李世默如果是个诚实的人，他当修正自己对组织部的看法了。

西方精英热衷向世界推销民主，一则是如丘吉尔认为的那样，觉得这个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二来也是抱持普世情怀，希望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藉此机制保障他们的各项自由权利（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我不知道，李世默的亲友中是否有人遭遇强拆过、是否有人因言获罪过……但我觉得即便他的亲友们都很侥幸地未曾受过强权的侵害，难道他就从未看到或者听到其他人的悲惨遭遇么？看到或者听到了，不反对不抗议，犹为强权唱赞歌，这就是无耻行径了。

“元叙事”的提法很新颖，令人印象深刻。李世默的口才了得，且擅长“移花接木”，所以颇能盅惑一些人。但是只要仔细审查他的逻辑，你就会发现他的漏洞，窥见他这样干的用心。说白了，他和张维为是同一类“海归爱国学者”，在国内一些同胞对西方民主机制不甚了解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方式抹黑民主、讨好母国执政者，获得后者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