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听“中国模式”研究者张维为批唱衰中国论

在上海复宣酒店用餐期间，张维为阐述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为何肯定会成功，继而推翻西方唱衰者的悲观预期。

张维为有关威权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理论，影响了中国高层领导人。身为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57岁的他更多的是借用孔子的理论和统计数据，而非马克思主义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在矛盾论述俯拾即是的中国，大家都觉得这样没什么。

我们吃得很快，因为张维为要在“中国话语高端论坛”上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复旦组织的一个系列活动。经济学者史正富将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中国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构建一套连贯的叙事。张维为说，这些演讲可以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有助于反驳外国人对中国的“坏话”。

在酒店餐厅的包间里简单用餐期间，张维为谈到了数字，以及中国自己对好政府的构想。

中国的规模意味着，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西方式”自由是不行的。“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超大型的社会，说它规模超大是因为有大量人口，它的规模大约相当于100个欧洲国家，”他说。“那么怎么应对中国的问题？”

“比如，一个是只有60名学生的小学，一个是像复旦这样有2万名学生的大学。都是学校，但管理完全不同。想处理个案，但得重视问题的规模。这能让社会更好地发展，”他接着说。没有足够的律师来走法律途径，“我们想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比如行政干预或政治。”

饭后，我们赶着去演讲现场。我提到了800年前，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在叛乱贵族的压力下接受了《大宪章》(Magna Carta)。

“中国考虑过，这是我们领导人的基本构想，”张维为说。“孔子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换句话说，能自我维系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这么多西方人和西方媒体指责我们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式的共产党。我们受够了，”他说，并厌恶地皱起了脸。

在演讲现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20岁的经济学本科生，叫查尔斯·刘(Charles Liu)。

他说自己来这里是因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到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分析。

“我和很多同学都对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感到自豪，也好奇取得成功的原因，”他说。他还表示，主流经济理论大多来自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并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在政治上，他认同张维为的观点。美国的民主被富有的利益集团绑架，即将失败。他接着表示，中国对选贤任能的治理方式很有经验，不同于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他也没有以马克思为指导，而是寄希望于唐朝和宋朝的中国传统。

拥护共产党的人频频求助于中国传统，而非马克思来解释好政府，这一点令我吃惊。那次活动结束几天后，我改变了主意，让张维为谈谈马克思。能评论一下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段落吗？在那一段中，马克思描写的情形令人着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的创始人似乎是在说，个人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威权主义者认为这一点有问题吗？

对此，张维为也有自己的答案。他说，在中国，马克思的说法被认为是“在很久的将来才会达到的理想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