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昆山——在过去七个星期里，我一直尝试从昆山这座人口近200万（包括外来劳工）的“小”城市寄出一张明信片。我执教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在这里新开设的中国分校。
昆山在上海的西边，坐落于现代化中国的中心。不过，要想找到一张明信片、一枚邮票，给明信片贴上邮票，再找到一个能寄明信片的地方——甚至是让这座光鲜校园里的任何一个人接受邮寄书信这个想法——都是困难的，而这并不只是因为我的中文挺糟糕。在去昆山附近的多个热门景点旅游时，我只看见过一个中国人在写明信片。
我承认，在手写书信方面，自己是个另类。在互联网和卫星电视都还不存在的年代，我跟随和平队(Peace Corps)去了一趟非洲，期间学会了如何使用斜体字钢笔——就是书法家用的那种笔——和像样的文具来与亲朋好友进行书信往来。这个习惯保持了下来。
不过，我并不是唯一的手写爱好者。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从异国他乡寄出一张明信片仍旧是当代旅行中的一桩大事，即便只是用来证明你真的到过那里。明信片内容简短亲切，无需传达繁复的讯息，是木版印刷时代的Twitter。要是在信箱里的一堆超市传单和其他扰人的东西中发现了一封手写函件，论谁都会很开心。
所以，到杜克大学昆山校区后不久，我就准备找明信片来记录我们的抵达。与映入眼帘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这座校园房屋高耸，崭新而现代。当我在附近找到一家卖杂志和学校用品的小商店时，我以为自己能有所收获。可是在销售的各种纸质品中，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
市区多如牛毛的小店里也是如此。想要买L形的角铁支架用来做点家居装饰？当然可以。法国香水？有的。一包一公斤的绿豆？没问题。但是明信片呢？没门。
即使在五层楼高的书店里也见不到明信片的踪影。固体胶水、新近翻译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励志书，或者是昆山的地图（仅限中文版）都有得卖，唯独没有明信片。
最后，妻子和我坐上了时速300公里的超现代高速列车，逃离昆山前往上海。这座大城市有1400多万人口，外国人也比昆山多很多。我们总算是行了大运：在我们住的酒店里，一名会说英语的礼宾员有一堆私藏的明信片，是老上海时期的黑白照片。虽然可选的不多，不过我们哪有资格去挑三拣四?
他甚至还有合适的邮票和一罐用来粘贴的胶水，因为他提醒我们，中国邮票上的胶水是出了名地不靠谱。我们买了半打卡片，当场填了三张，把它们托付给礼宾员，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邮寄。
后来，我们倒也在几处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其他的明信片。湖畔旅游胜地杭州的中心就有一家很不错的明信片收藏。就是在那里，我见到了唯一一个在写明信片的中国人。
杭州位于上海的西南方向，两地相距约两个小时的路程。杭州也是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这是一家让亚马逊相形见绌的网络巨鳄，代表着中国人对电子时代与日俱增的迷恋。这里的人们对智能手机的沉溺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人。在规模宏大而又超级现代化的杭州车站，等候列车回家的成百上千张面孔埋头沉浸于iPhone或是三星手机屏幕的蓝色冷光中。我们的视线内看不到一支笔。
我的中国学生向我保证，明信片在中国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处于逐渐衰退的状态。可以说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在传统上，中国推崇书面交流。到博物馆里走一走，基本上每一家都满满当当地陈列着好多个世纪的墨水书法作品。中国的学童仍在花大量的时间来临摹几千年前就出现的文字，而那个时候还是甲骨文。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再书写了。但是这里手写明信片的相对稀缺，意味着人们在一窝蜂地追求个性化缺失的数字化未来。看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交流方式退化成了3乘5英寸的屏幕，精妙的笔画字让位于两个拇指在键盘上的敲击，不免让人伤感。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上最精通科技的国家，乃至是最受科技侵扰的国家。但和中国比起来，我们难望其项背。也就是说，如果你到访这个中央之国，可以发送一张在毛泽东墓前的自拍照来证明自己到此一游，但要给母亲寄一张明信片的话，想都别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