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过去的几篇文章里，着重分析了周永康的被“司法处理”结果很有可能不会比薄熙来更重，轻则有期徒刑二十年，重则无期徒刑。而中共司法制度中的所谓“无期徒刑”和外部世界所熟知的“终身监禁”完全是两个概念。
根据周永康同志在位时亲笔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通知”规定:
已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在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准予保外就医：
(一)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
(二)原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从执行无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或者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期限(已减刑的，按减刑后的刑期计算)三分之一以上(含减刑时间)，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的。但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的，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
(三)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
(四)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
如上条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施行起来很有“弹性”空间。
周永康同志出生于一九四二年，到今年年底就七十三岁高龄了，虽然没有象先他入狱的徐才厚那样“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也不能被说成是“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但被鉴定为“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是完全说得通的。
所以，如果自己不愿意到秦城“先体验一下监狱生活的滋味”的话，未来周永康被一审判决之后很可能就被直接安排“保外就医”了。当初副国级的陈希同“保外”住的是公安医院“高干病房”，如今正国级的周永康总应该是解放军三零五，或者三零一医院吧？
中共法律规定的“罪犯不准保外就医”的内容包括：(一)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二)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三)为逃避惩罚在狱内自伤自残的。
可见，即使如外界许多评论如今仍在坚持认为的周永康被判“死缓”的臆测被事实所证明，那对周永康来说就是要在秦城监狱里委屈两年，等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再“保外”。
总之，具体到周永康身上，“死缓”和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区别就是是否要在秦城生活两年。
其实，即使没有因“年老”而“多病”的理由，中共司法当局明文规定的“保外就医疾病标准”的第一项“经精神病专科医院(按地区指定的司法鉴定医院)司法鉴定确诊的经常发作的各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忧郁症、周期性精神病等”，即能够令所有在押犯符合保外就医标准。
所以，去年八月已经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判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薄谷开来如今有可能已经不是秦城监狱的“居民”了。
中共政权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有以下四种处理方法：
1．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
2．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
3．如果属于故意犯罪，情节严重，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4，如果是累犯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可限制减刑。
上述规定应用到薄谷开来身上，就是因为同意以录像形式对丈夫薄熙来的一审做证而被狱方认定是“重大立功表现”，所以去年八月直接由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人们应该还记得三年前薄谷开来在合肥被一审判决时即特别提及了她的“精神问题”，判词中说：“被告人薄谷开来伙同被告人张晓军采用投毒的方法杀害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薄谷开来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被害人尼尔·伍德对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使用威胁言辞，使双方矛盾激化；司法鉴定意见表明，薄谷开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
当薄谷开来被一审判处死缓，当庭表示不上诉的消息传出后，无数被迅速删除的评论内容之一就是：“判决书里就已经把保外就医的理由铺垫好了….”
周永康在位期间，曾签字批准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九条的内容是：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五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
也就是说，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如果不能因“病”保外的话，在监狱里至少要住满十七年。
当年曾经和邓小平次公子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但却被江泽民钦令判了“死缓”的周北方被打入死牢的时间是一九九六年，据说去年即已经被正式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他实际出狱的时间早在二零零三初，满打满算在监狱里住了不满七年。据说当时的湖北政法委在请示了周永康之后为周北方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时由“专家”出具的疾病鉴定书上写明的就是“躁狂忧郁症”，典型的“发病症状”就是在牢房里天天跳着脚咒骂管教干部。
整整二十年前，当时的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周冠五将自己的儿子周北方安排了北京首钢总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任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北方在香港买壳上市，公司名为“首长四方”。其中，“首”是首钢、“长”是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长江实业”，“四方”则是邓小平次子邓质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皮包公司”。
周北方被查处后，外界评论大都认为是江泽民有意打击邓小平家族，但事实上周北方是陈希同案件“拔出萝卜带起泥”……。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行贿罪对周北方立案侦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一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判死缓。
二零零二年江泽民把周永康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长及国务委员。中国司法界早有传闻说，周永康进入政法系统之后接受的第一件“人情案”就是来自邓家“善待狱中的周北方”的要求，而直接向他递话的不是邓氏家人，而是邓家在台面上的代理人之一，与周永康一共进入政治局的时任北湖省委书记俞正声。
当时的消息人士分析说邓家人之所以安排俞正声出面，原因之一就是俞正声一直受宠于江泽民，如果事情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走露了风声，传到了江泽民耳朵里，他也不会因此治罪俞正声。而俞正声向周永康递话之后，周永康干脆“一步到位”指示司法部把周北方“转监”，送到湖北省武汉的省属监狱里服刑。
曾有中国大陆境内的网贴上揭露当时受命经手俞正声与周永康之间这桩政治交易的就是时任湖北省政法委书记陈训秋。
陈训秋如今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兼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部长级）、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五年出生的陈训秋是土生土长的湖北干部，一九九二年即已经高升至正厅级待遇的湖北共青团省委书记，所以几乎所有关注他的外界评论都因此就把他归为“胡锦涛的团派”，事实上他能够有高升正部长级的今天，完全是得益于他步入政法系统之后的表现。
也有一则认为陈训秋与周北方案无关的网贴说，陈训秋是俞正声也是周永康的红人，但他当年在湖北被俞正声看好，日后又被周永康提拔到中央政法系统的原因应该和周北方“转监”湖北一事无关，因为周永康进入中央政法系统的同时，陈训秋已经从湖北省政法委书记转任武汉市委书记了。不过，笔者查证出的陈训秋交出湖北政法委书记职务的时间是二零零三年五月，而周北方被“转监”到湖北的时间是二零零三年初。
至于周北方“转监”至武汉之后的下落，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为周北方“转监”湖北，周永康是否会咬上俞正声？》一文中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若是依“法”行事的话，在中国大陆上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五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也就是说，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如果不能因“病”保外的话，在监狱里至少要住满十七年。
当年曾经和邓小平次公子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但却被江泽民钦令判了“死缓”的周北方被打入死牢的时间是一九九六年，据说去年即已经被正式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他实际出狱的时间早在二零零三初，满打满算在监狱里住了不满七年。提前出狱理由的当然是“保外就医”。
还是在周永康担任着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职务时，南方周末记者查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公文发现，2004年最高检开展的专项检查中，1300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被予以收监。2010年，最高检再次开展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纠正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程序或脱管、漏管555人。
当时一家媒体刊登过一篇题为《“越狱新通道”——一位获刑官员的保外就医路线图》的报道，说是“近年来，多名因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获刑的高官被保外就医，如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等。”
文中提及一则典型案例说：“住别墅，开宝马，泡茶楼……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却一天牢没坐，在江门一个高档小区过起了神仙日子。全部的奥秘是：还在审理期间，他就花了不到10万元钱，办好了“保外就医”。法庭宣判当日，他直接从法院回到家里。
“有检察官指出，获刑官员一般都是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没直接受害者，也就没人盯着不放。这些人判刑后是否取保就医，不会有太多人关注。”
报道文章中还说：据司法界人士透露，因为“获刑官员保外就医较为常见”，“只要这些人出来后低调些，一般不会有人去管”，“如果林崇中不回江门，而是去别的城市生活，违法保外就医就不会被查处”。催促正义降临的，不是由于贪官的违法违规，而是因为他的行事高调，以致广东省检察院的官员面对记者也不禁大声惊呼：“太过分了。”
为林崇中做出虚假鉴定的河源市人民医院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不说百分之百，起码大部分被判刑的高级干部，只要有病都会被保外就医”。
这位林崇中日后之所以被重新收监，除了他自己在狱外的生活太张扬，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越狱”的本事，更因为当初由“医生”提供的伪证内容都是胡乱填写的“体检”和“化验”指数，血压高至多少，血糖高至多少….等等，如果事先想到了这些数字是否属实都是可以被验证的话，当初就象周北方一样，让医生开具一张“精神病鉴定证明”就是了。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刊登后，有转引者附加进“曾庆红一度想抓邓小平儿子”的旧闻。说的是：港媒不久前披露，邓小平去世的前两年，江泽民的“军师”曾庆红就悄悄搜集邓家的黑材料，以便其与江泽民一起掌握实权。邓小平去世之前，曾庆红拟以贪腐之名抓捕邓的小儿子邓质方，逼得邓妻子卓琳以自杀抗争。双方最终妥协，但邓家势力从此基本退出政界。
据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邓质方利用邓小平的权势，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地产公司。接着，他同周北方与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合作，成立“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后来，邓质方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的副总工程师，接着升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担任了董事长。 时称“京城四少”之一的周北方与邓质方关系密切。
周北方亦与陈希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1995年周北方被控行贿900万元。外界认为，周北方只是邓小平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笔者早前在本专栏里曾著文《窃鸡者终身监禁，窃国者福荫子孙》，是因为在中共政权的“人民网强国社区论坛”里读到一篇题为《偷鸡判无期贪40亿12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网评文章有感而发。该文作者质问说：法律难道也长了势利眼？对民严刑，对官仁慈，这不是在制造官民矛盾？和谐盛世，难道就是这种和谐法？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到底什么执行标准？为何法律就是他们解释了算，而公众没有监督权……
因为就是刊登在“人民网强国社区”的文章，所以言词激烈到如此程度也是难能可贵了，只是文章标题使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典故似显牵强，因为他文章中例举的贪官毕竟也还是在吃着牢饭，但若把文中“窃国者侯”的例子换成邓家后代，与“窃鸡者终身监禁”相比，那真的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最真实写照。
上点岁数的中国人都还记得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学生的游行队伍中长安街上喊出“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的口号，结果是被激怒了的邓大家长派出坦克部队血洗了长安街，而他那“倒彩电”的儿子则因为中央委员屡选不中一怒之下干脆直接当了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如今虽已荣退，但终身荣富贵是国库依“法”确保的。
再说已经安排自己儿子邓卓棣弃美返华、弃商从政的邓质方。事实上邓质方当年学成回国后，对自己从事自己所学专业或者担任科技部门官僚的安排都不感兴趣，而是直接进入了当时由与他们邓家政治联姻的王震家族的王军担任副总经理的中信公司。一九八九年大学生们只把攻击矛头集中在邓朴方身上，是因为当时的邓质方在中信下属公司的头衔还仅仅是个副总工程师，但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开始，邓质方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所有经商太子党中最高调、最疯狂，最不在乎外界负面舆论的一个。邓质方当时身体力行他爸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本领不但远超出他哥哥当年经营康华的水平,其胆大妄为的程度和疯狂聚敛财富的速度也令其他所有高干子女望尘莫及。一时间,北京有他的公司、海南有他的地产、上海有他的房产、香港有他的控股……,那个年代的港人可能至今都还记得一时间香港各大报刊上满是邓质方和与他“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商业搭档周北方一左一右，与他们的大金主李嘉诚的光鲜合影照。
回想当年，邓质方的商海翻船与陈希同被江泽民抓到足以治罪的过硬把柄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担心邓家上下会随时活动为周北方周旋，当时的江泽民亲自下令将周北方异地关押、到远离北京的南京一带秘密审理。周北方被判处死缓后，传闻颇多，其中一则是说中纪委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中居然有人冒着丢官风险，甚至不惧开除公职的威胁“临阵逃脱”，原因就是害怕从周北方嘴里听到太多的牵涉到邓质方的经济犯罪行为，担心有一天会因为对这类事情“知道得太多”而招祸上身。即使当时没有“临阵逃脱”的办案人员，也是在及时请求上级之后对周北方采取了制止他“乱咬别人”的措施，随时提醒周北方“只说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别人”。
周北方在南京被判处死缓之后也没有被当即押返户口所在地北京，而是在一九九八年被从死缓改判刑无期徒刑之后才被“送回”北京……
日后周北方又被“转监”湖北，寄存在省属汉阳监狱的起始时间是二零零二年底或二零一三年初，据说是在那里小住了几个月即因“病”保外。
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公开网站里，费点心机、花点时间查找的话，如今仍然还可以搜索到周北方当年被“保外就医”的相关内容。其中一则说的是：周北方在武汉名义上服刑，实际上是帮邓质方管理开发武汉东西湖区的土地专案。邓质方觉得让周北方承担了那么大的苦头，于是将武汉东西湖区已开发土地中的一万亩划给了周北方三千亩，以弥补周北方的代罪之功。与其说周北方是受贿被惩处，不如说是因权力更迭，太子党们被迫从前台走入幕后，换个活法而已。更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里继续介绍。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质方把兄弟周北方的行动路线图：南京受审，北京服刑，武汉越狱》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周北方被判处死缓后的诸多传闻之一，说的是说中纪委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中居然有人冒着丢官风险，甚至不惧开除公职的威胁“临阵逃脱”，原因就是害怕从周北方嘴里听到太多的牵涉到他的拜把兄弟，邓小平次公子邓质方的经济犯罪行为，担心有一天会因为对这类事情“知道得太多”而招祸上身。即使当时没有“临阵逃脱”的办案人员，也是在及时请求上级之后对周北方采取了制止他“乱咬别人”的措施，随时提醒周北方“只说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别人”。
现如今，外界回忆起当年的邓质方，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当年和周北方的房地产合作项目，于上海、海南、北京和深圳等地的以权易地，以地吸金，迅速暴富手段，而对他靠对外“合法”出口华工聚敛第一笔财富的经历则鲜有所知。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的同时，邓质方在中信兴业公司副总理经理位置上兼任了“应时而生”的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负责人,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是九二年一月二十八号被正式批准的。公司总经理叫傅仁章,邓质方名列第一副总经理,他后面还有四个副总经理。该公司依据中共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正式认可,“统一经营和管理全国的劳工对外出口”。
这家公司开张后,海外曾有报刊追踪报道,披露出邓质方的这家公司位於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九号,那里赫然挂着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的大牌子。
此前，中国大陆的对外劳工出口一直是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统管,而邓质方的这家公司,完全是因人而设。自此,中国大陆各地的对外劳工出口都要经过这家公司统一安排和分配项目、名额,权限之大可以想见。每安排成功一桩劳工出口事务,该公司即要从对方所付款额中提取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管理费”。根据当时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九九一年一年,大陆各地总共向世界各国出口劳务近百万人次。由此可见邓质方所开这家公司的油水之丰厚。
八十年代初,大陆出口劳务是邓小平首先倡导的。邓小平经过九二年南方一游,掀起中国大陆的第二轮经商大潮后,他的儿子立刻身体力行,经营起了卖“猪仔”的业务,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开放搞活”了。
当邓质方的这家公司开张后,北京有知其内幕者讽剌说:邓小平的大公子倒彩电的时代已经过时;他女婿贺平经营的军火生意也已经被众多高干子女们各把一摊,新挤进去的人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油水好捞了。如今,邓二公子另僻财源,干脆当起了人贩子,可见中共政权实在是堕落得可以了。
大陆人还讽剌说:紧俏商品、军火生意、贩卖人口这三大生财之道如今是都被邓家子女尝遍了。如果再有人想找新的生财之道,就只剩下贩毒、设赌和开妓院了。
中共大家长邓小平自平息了“姓社姓资”之争后,发明了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此,多有人大惑不解:既然中共认为“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一样,都是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即不姓“社”也不姓“资”,为什么还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限制词?
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了邓小平子女的“革命分工”后,可能会茅塞顿开。原来: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仍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即后者的前提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前者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之成员(还包括他们的至爱亲朋)利用权力加市场经济的形式“先富起来”。
巧合的是,当年邓二公子的这家公司与他姐姐邓二公主邓楠任副主任一职的中共国家科委相邻。姐弟两个在一条大街上从事乃父设计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践,姐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当官,弟弟为发展市场经济而经商。所以大陆有人根据这一巧合讽剌说:这就叫“邓楠加邓质方等於‘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不过公正地说，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初始目的并不是让自己以及包括王震等一票共产党元老的子女们去当“发家致富”的“排头兵”。就以邓质方为例，一直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还都以为邓家后代中唯有幼子邓质方是最安分守己的一个,既不贪权,又不恋钱,虽然是在公司工作,但只当一名醉心技术工作的工程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邓家子女中在在公众场合中曝光最少的一个。当时,他的一位同学曾经对笔者说:“邓质方恐怕是邓家唯一一个没有政治政治野心或者说缺乏政治基因的人”。而邓质方本人在美国学有所成回国以后的头一段时间，似乎也在刻意表现自己对所从事的技术工作相当满足。
邓质方小他的三姐邓榕一岁,生於一九五一年八月。根据邓榕的回忆,中共建政之初,邓小平担任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卓琳当了重庆人民小学校长,两人工作紧张,不想再生孩子了,但当时二野的卫生部长对希望打胎的卓琳说:“或许这是一个男孩子呢?”因为这句话,邓家又有了一个乳名“飞飞”的男孩儿。此前,三个女儿都是卓琳给取的名字,长子邓朴方的名字则是请刘伯承取的。最后这一个男孩轮到邓小平亲自取名,为与长子邓朴方的名字“质朴”相对,邓小平决定让小儿子用“质方”二字。
用邓榕的话说:“结果,这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反倒成了父母亲心中最疼爱的孩子。”
邓质方幼年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十分本份老实,从小学到中学,都不象其他一些有高干家庭背景的纨绔子弟一样常常惹事生非。红色贵族学校里的“小太子”、“小公主”们平日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内容就是谁的爸爸官阶高,谁的爸爸能够指挥坦克、大炮和飞机,而邓质方却很长一段时间只知道他爸爸要听毛主席指挥,却不知道什么人、什么事物要接受他爸爸的指挥。
邓质方少年时还特别喜欢鼓捣无线电器,甚至把家里的收音机也给拆散。不过当时他的技术水平不足使他复原收音机。因为那时候的收音机在中国大陆也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母亲卓琳责怪他不该如此“败家”,但邓小平却很欣赏小儿子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求知欲和刻苦钻研精神。
一九六八年,邓质方在哥哥跳楼自杀未遂落下终生残疾之后，被所在中学勒令下放到山西插队,临走前甚至未能与父母告别。
当时,自得到长子致残的消息后,邓小平的情绪一度比刚刚被点名批判时还坏。待见到长子坐在轮椅上的样子时,一方面强压心中悲痛及对毛氏夫妇的满腔仇恨,一方面也暗自把他邓家今后接续香火的希望寄托在次子身上。听到次子亲口表示“还是想读大学”之后，邓小平不惜委屈如全，请求中央能够同意安排邓质方当一届“工农兵学员”。于是，邓质方便有了与同龄人习近平、王岐山等人一样的被“推荐”上大学的经历。一九七八年，邓质方又考入北大物理系攻读研究生课程。
八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后在中国中国科学院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的邓质方到了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攻读物理学,导师是著名量子光学理论家高孚教授。
据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也曾见过邓质方，对他大加赞赏。说他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很令人佩服,尤其是作为邓小平的公子。李政道其人在帮助中国大陆搞电子加速器建设过程中,与邓楠有过接触,但显然没有看重邓楠的学问水平,当然也可能早就看明白这位邓家二公主志不在此。而对邓朴方这位邓家二公子,则认为可以在学问上成器。谁知最终还是看错了人。
邓质方获得博士学位后，因为等待妻子毕业(刘小元在同校攻读生物物理博士)，便在IBM等大公司任职两年。
邓质方在留学美国期间爆发的一条被广为流传的新闻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七日,刘小元在美国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此前，邓质方原计划暑假送妻子回北京生的,后来经医生检查，说那样很危险，不如在美国生安全。
当时,中国大陆甚至盛传此事是美国政府从中捣鬼,买通了医生吓唬邓质方夫妇,警告他们产妇长时间乘飞机有多么多么大的危险,目的就是要让邓小平有一个的孙子成为美国国籍。
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权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邓质方又成了邓家唯一有正式留学经历,而且获得美国著名大学洋博士的一个,成天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挂在嘴边的邓小平就更为有邓质方这个小儿子自豪。
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一个大家庭里自然是长子地位最高。但邓朴方因为“文革”中的不幸,已经没有可能当父亲,邓质方在美国生下的孩子又恰好是个男孩儿,这自然更加重了邓质方在邓府上的地位。只不过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邓小平家中最少公开露面的一个,有关他的信息到九二年之后才逐渐多了起来。
下篇文章笔者将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邓质方在美国生下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美国公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为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共政权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唯一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一说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是因为邓家三公主本意要以借官方媒体的“独家采访”对外辟“谣”，没成想反被讥笑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有网友因此还炒出了当年邓家长子邓朴方落选中央委员的旧闻，并发表“独家评论”认为当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五大之后获封“孙山”雅号，全都是受到邓家后代恶名的牵累。
中国大陆上点岁数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所谓“官倒”一说就是始自邓朴方和他的康华公司，而他的残疾人联合会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更令全党上下认为是中国政治领域里最荒唐的体制设计。残疾人事业当然重要，但残疾人部门应该是中国民政部或者卫生部下属机构在任何人看起来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因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发起人的一把手是邓小平的儿子，该机构就可以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即计划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为邓小平长子安排一个中央委员的位置，以此证明他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并非无情无义，因为十五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之前，江泽民即已经把邓朴方的弟弟，在以权易钱方面起步较哥哥晚，但却远比哥哥大胆的邓质方双规数日，同时将邓质方的商场搭档，与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处死缓的方式恐吓邓质方及其全家。处置完邓质方后，江泽民还下令解除了邓小平三女婿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免去了邓小平长女婿吴建常的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当时的江泽民之所以如此行动，也是因为邓家子女实在是猖狂得不象话了，邓质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数日即敛资无数，在香港上市时由香港首富李嘉诚亲自陪同高调出席记者酒会，邓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和进出口交易，邓大女婿吴建常掌控了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及其他所有贵金属的生产、开发和进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委以高职，但却随时以邓小平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话，动不动就回答一次外国记者关于邓小平信任江泽民之类的问题，令江泽民恨得几次摔碎了手里的茶杯。
而当时的邓家子女如此嚣张，不但彻底惹恼了江泽民，同时也已经导致了天怒人怨，党内已经有人发出了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的哀叹，意思是共产党因为改革开放才重新稳住了政权靠的是邓小平，如今恰恰又是邓氏家族众子女在肆无忌惮地祸国毁党，邓家子女以权易钱的行为几乎疯狂所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全体共产党因此而深深地怀疑共产党政权是否还会有明天和后来的长远，而邓家三公主的代父发言，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严重伤害了共产党在位领导集体的政治形象，令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江泽民领导集体的权位是否稳固产生深深的怀疑．所以，江泽民当时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对邓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无奈，而在出以公心的党内人士看来，江泽民此举并非自私，救党图存的必要手段而已。
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又要将邓小平的长子区别对待，无论目的如何，全国党代会上的党代表们却根本不买账。
在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的中共十八大上公布出的按选票多少排序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名列倒数第一。此前五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央候补委员的倒数第一名是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再向前回顾五年，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一名的则是江泽民第一保镖，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而这位由喜贵和与他一样在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排名最后几位的王洛林，陈元，邓朴方，还有知名党员女作家，现今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是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差额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外界所能够肯定的中共十六大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中，至少有此五人在两天之内受到了全体党代表的接连两次选票羞辱．事先，为了保证陈元，邓朴方，铁凝和王洛林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过关，江泽民等人特别要求把他们的名字放进大会主席团名单里，以彰显他们政治身份的特殊，殊不知党代表们反而因此而更不买账．不知情的外界评论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根据公布出来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评论说因为江泽民竭力举荐召至党代表的不满，导致由喜贵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中成了得票最少的一个．这完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真正的事实是由喜贵的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中并不是得票最少的一个，而是比他得票更少的都被“差额”掉了。
在十六大召开的五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谁的游戏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联合导演的．当时的预先准备好的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加上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不幸被差额掉的邓朴方等几位，向党代表提供的全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共一百五十四人，但并没有向各代表团说明要差额掉多少名。各代表团预先投票过后，大会主席团在计算选票的过程中绝不会做任何手脚是肯定的。计票的结果，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
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胡锦涛适时表示,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异，是全党不可多得的政治工作干部，既然这届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朴方同志以下，差额比例已经不是百分之五，那幺还是应该把习近平同志也留下来为好．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已经对胡锦涛的提议点头称许，立刻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参选者中差额掉习近平之下的三名得票最少者．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因为只是说明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这份候选人名单中在代表团预选过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过了半数的，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的内幕经过．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
据当时效命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内部人士分析，当时的中共党代会代表们之所以用选票表达对邓朴方的不满，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游行队伍中喊出来的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一事记忆尤新．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源起于邓小平的残疾人儿子邓朴方当年成立的康华公司打着为全中国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依仗邓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甚至全国各地，全军上下纷纷为康华公司的种种经济行为大开绿灯，所谓倒彩电只不过是康华当时赚钱方式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门别类的子公司，孙公司到底打着为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进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赚取了多少根本没有被用于真正的残疾人事业的昧心钱，至今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得清楚，算得清楚，当时的局内人已经开始用“康华共和国”来形容挂靠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下的康华公司了．虽然后来因为邓小平亲自发话关闭了康华公司，试图给外界以“大义灭亲”的感觉，但邓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国官倒之首和中国官倒创史人的恶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
邓朴方在中共十四大前落选党代表，十五大和十六大接连两届落选中央委员继而又在当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投票过程中险些被垫底的事实证明，邓小平一家率先实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在中共党内激起的愤怒是多么的强烈。
因为率先而令中共体制内人士敢怒不敢言的康华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在下篇文章里，还会继续分析邓朴方是如何在政治上牵连了习近平。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为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共政权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唯一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一说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是因为邓家三公主本意要以借官方媒体的“独家采访”对外辟“谣”，没成想反被讥笑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有网友因此还炒出了当年邓家长子邓朴方落选中央委员的旧闻，并发表“独家评论”认为当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五大之后获封“孙山”雅号，全都是受到邓家后代恶名的牵累。
中国大陆上点岁数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所谓“官倒”一说就是始自邓朴方和他的康华公司，而他的残疾人联合会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更令全党上下认为是中国政治领域里最荒唐的体制设计。残疾人事业当然重要，但残疾人部门应该是中国民政部或者卫生部下属机构在任何人看起来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因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发起人的一把手是邓小平的儿子，该机构就可以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即计划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为邓小平长子安排一个中央委员的位置，以此证明他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并非无情无义，因为十五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之前，江泽民即已经把邓朴方的弟弟，在以权易钱方面起步较哥哥晚，但却远比哥哥大胆的邓质方双规数日，同时将邓质方的商场搭档，与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处死缓的方式恐吓邓质方及其全家。处置完邓质方后，江泽民还下令解除了邓小平三女婿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免去了邓小平长女婿吴建常的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当时的江泽民之所以如此行动，也是因为邓家子女实在是猖狂得不象话了，邓质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数日即敛资无数，在香港上市时由香港首富李嘉诚亲自陪同高调出席记者酒会，邓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和进出口交易，邓大女婿吴建常掌控了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及其他所有贵金属的生产、开发和进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委以高职，但却随时以邓小平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话，动不动就回答一次外国记者关于邓小平信任江泽民之类的问题，令江泽民恨得几次摔碎了手里的茶杯。
而当时的邓家子女如此嚣张，不但彻底惹恼了江泽民，同时也已经导致了天怒人怨，党内已经有人发出了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的哀叹，意思是共产党因为改革开放才重新稳住了政权靠的是邓小平，如今恰恰又是邓氏家族众子女在肆无忌惮地祸国毁党，邓家子女以权易钱的行为几乎疯狂所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全体共产党因此而深深地怀疑共产党政权是否还会有明天和后来的长远，而邓家三公主的代父发言，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严重伤害了共产党在位领导集体的政治形象，令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江泽民领导集体的权位是否稳固产生深深的怀疑．所以，江泽民当时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对邓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无奈，而在出以公心的党内人士看来，江泽民此举并非自私，救党图存的必要手段而已。
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又要将邓小平的长子区别对待，无论目的如何，全国党代会上的党代表们却根本不买账。
在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的中共十八大上公布出的按选票多少排序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名列倒数第一。此前五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央候补委员的倒数第一名是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再向前回顾五年，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一名的则是江泽民第一保镖，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而这位由喜贵和与他一样在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排名最后几位的王洛林，陈元，邓朴方，还有知名党员女作家，现今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是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差额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外界所能够肯定的中共十六大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中，至少有此五人在两天之内受到了全体党代表的接连两次选票羞辱．事先，为了保证陈元，邓朴方，铁凝和王洛林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过关，江泽民等人特别要求把他们的名字放进大会主席团名单里，以彰显他们政治身份的特殊，殊不知党代表们反而因此而更不买账．不知情的外界评论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根据公布出来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评论说因为江泽民竭力举荐召至党代表的不满，导致由喜贵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中成了得票最少的一个．这完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真正的事实是由喜贵的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中并不是得票最少的一个，而是比他得票更少的都被“差额”掉了。
在十六大召开的五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谁的游戏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联合导演的．当时的预先准备好的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加上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不幸被差额掉的邓朴方等几位，向党代表提供的全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共一百五十四人，但并没有向各代表团说明要差额掉多少名。各代表团预先投票过后，大会主席团在计算选票的过程中绝不会做任何手脚是肯定的。计票的结果，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
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胡锦涛适时表示,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异，是全党不可多得的政治工作干部，既然这届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朴方同志以下，差额比例已经不是百分之五，那幺还是应该把习近平同志也留下来为好．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已经对胡锦涛的提议点头称许，立刻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参选者中差额掉习近平之下的三名得票最少者．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因为只是说明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这份候选人名单中在代表团预选过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过了半数的，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的内幕经过．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
据当时效命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内部人士分析，当时的中共党代会代表们之所以用选票表达对邓朴方的不满，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游行队伍中喊出来的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一事记忆尤新．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源起于邓小平的残疾人儿子邓朴方当年成立的康华公司打着为全中国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依仗邓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甚至全国各地，全军上下纷纷为康华公司的种种经济行为大开绿灯，所谓倒彩电只不过是康华当时赚钱方式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门别类的子公司，孙公司到底打着为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进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赚取了多少根本没有被用于真正的残疾人事业的昧心钱，至今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得清楚，算得清楚，当时的局内人已经开始用“康华共和国”来形容挂靠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下的康华公司了．虽然后来因为邓小平亲自发话关闭了康华公司，试图给外界以“大义灭亲”的感觉，但邓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国官倒之首和中国官倒创史人的恶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
邓朴方在中共十四大前落选党代表，十五大和十六大接连两届落选中央委员继而又在当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投票过程中险些被垫底的事实证明，邓小平一家率先实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在中共党内激起的愤怒是多么的强烈。
因为率先而令中共体制内人士敢怒不敢言的康华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在下篇文章里，还会继续分析邓朴方是如何在政治上牵连了习近平。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有中国大陆网友认为当年邓家长子邓朴方落选中央委员的后果之一，是令当时还在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职务的习近平也受到邓家后代恶名的牵累。
邓小平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去世的。中共十五大是当年九月召开的。说起来邓小平尚是尸骨未寒，中共全国党代表会上的党代表们就廹不及待地把他那个被讽刺为“中国官倒创始人”的长公子邓朴方狠狠羞辱了一番。
邓朴方在十五大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是得票最少的一个。事后有人认为原因是党代表们对当年的“康华事件”仍然耿耿于怀，但也有人认为他邓朴方其实是代弟受过，党代表们把他那已经不知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官倒弟弟邓质方奈何不得，自然就会把气出到他邓朴方身上。
有一篇在中国大陆公开网站上刊登的周北方当年下属撰写的回忆文章，文中说：，当年周北方以首钢名义与李嘉诚联手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中有一家叫“首长四方”，这是周北方与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合作成立的公司，周北方任董事会主席，邓质方任副主席，难怪后来周北方常常在人面前自得地说：邓小平的儿子给我打工。周北方出事后，关于邓质方有不少传说，如邓质方不准出境啦，卓琳生病住院啦等等。我也曾问过李耕（周北方手下的副总裁）：邓家的牌子能白用吗？李回答：首长四方上市后拿走了1.5个亿。
一种说法是,当年江泽民等人经过常委会研究决定拿周北方开刀后,立刻通知邓办,同时送上有关部门的全部取证材料以证明“此人不抓不行”。而邓府上下自然要召开家庭会议紧急研究,结论是为了保全邓小平老人家的“革命晚节”,邓质方必须对此保持沉默并不得向任何人走露半点风声。
第二种说法是,江泽民等人在决定对周冠五、周北方父子同时下手时,曾专门派中办主任曾庆红等人向邓办王瑞林等陈情处理周案的必要,并在王瑞林的配合下秘密找邓质方谈话,谈话内容当然是主动说明周北方的经济问题都是背着其他人干的,为的是特别强调周北方一案同邓质方毫无干系。於是,邓质方权衡利弊,也只有牺牲小兄弟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第三种说法是,中共办案部门为了让周北方被捕之前毫无警惕地回到北京,曾请示中央安排由邓质方出面,编个正当的理由调周北方回京。但中共高层派人同邓质方联系后,邓质方只同意保持沉默并保证不向周北方走露风声,但拒绝由自己亲自出面诱捕周北方。
海外则有人分析说,或许邓质方在同周北方合作过程中,已经对周北方有所不满,或者说周北方确实是打着邓家旗号与邓质方“共同致富”的同时又背着邓质方干了若干“出格”的事情,所以邓质方及邓府上下也乐得周北方被抓,一方面可以让“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一个“打虎立威”的活靶子,同时也为邓质方摆脱周北方提供了方便。
一位自称曾与周北方过从甚密的高干子弟透露说:“圈子里”都相信邓质方是在得知中共高层决心对周北方下手之后,邓家上下及邓质方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方式。至於邓质方与周北方事先是否已有龌龊的分析,该人士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周北方被捕之前的几个月里,曾不止一次向朋友们表示希望邓质方与他在公司里的位置互换一下,即邓质方为正,他周北方为副。可惜还没来得及与邓质方细商,江泽民已经提前下手。
知情者还分析说:在审理周北方案情过程中,如果周北方把某件具体事情推到邓质方身上,侦办人员向邓质方“问话”是肯定会有的,但第一是要事前请示中共高层,第二不会轻易采取“传唤”、“传讯”之形式,更不会采取如外界所说的“拘捕”等形式—-至少邓小平归西之前,江泽民不大可能胆大妄为到这种程度。不过,江泽民决心动周北方,显然是在对邓家子女采取一种“扫清外围”的策略,以达到让邓家子女在邓后阶段表现不要过份的目的。
周北方下狱后,大陆很快传出卓琳自杀未遂的消息,不久此消息即遭到海外亲共媒体的批驳。但前述知情人士在被笔者问及此事时,则反问这样的事情怎么也会被海外媒体得知？而在北京的高干子弟“圈子里”,确实也盛传卓琳自杀未遂并非捏造。而她自杀的原因,一方面确实是自己的身体长期不好,虽有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但已不堪长期病痛之扰;另一方面也是为五个子女的未来命运担忧,特别是为邓质方所面临之险境担忧,故不愿让自己死在丈夫之后。
上述传说、议论我们都估妄听之,暂且不必做何是何非的判断。只有一点无须怀疑,那种是周北方的被捕对邓质方的未来及邓家老少的名誉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邓府上下不可能没有预测。所以,连北京高干子弟“圈子内”的人士都宁可相信卓琳自杀是真不是假。
无论是邓大家长还是邓质方本人,当年对周北方拉拢邓质方加盟首钢香港公司的举动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分析。周北方一心要用邓家这块牌子给自己打天下,完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情,邓府上下怎么可能就“单纯”得连这一点都想不到?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掀起的中国大陆全民皆商的大气候下,周北方经济犯罪的程度想必是已经严重到了极点,严重到了令当时的江泽民现政权既忍无可忍,鉴於政治影响也不能再忍的地步。那么,如果此前没有邓家这块招牌做靠山,周北方的经济犯罪或许没有那么大胆。
在中国大陆,当年的商界人士谁要是能够与邓、陈、王、聂等几大政治家族的公子、公主搭上关系,准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特别是能够投靠在邓氏门下者。也许某商界人士报出陈方(陈云次子)的名字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但只要报出邓质方的名字,如果某位商界人士果真没有听说,那这位商界人士肯定是个冒牌货。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广东、福建,只要哪位商界人士神秘地表示一句自己同质方的关系如何如何,本身就是一种“商业信誉”和“投资保险”。而且,当年在海外而又想回国经商的大陆留学生,只要证明自己同邓家上下的关系非同一般,就不愁没有投资人自动找上门来。
但从周北方的下场来看,这种投靠太子的选择也不是没有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共政权需要籍杀鸡儆猴回拢民心的时候,围拢在太子、公主身边的小兄弟、小姐妹们总要有人“代主受过”才是。
有周北方当年的“酒友”评价说：当年的周北方机关算尽,甚至联想到了胡耀邦、赵紫阳、杨家将等邓小平政治宠臣各自的下场,单单就忘了回顾一下当年邓朴方康华集团的下场。八九年学潮喊出反“官倒”口号后,邓小平一方面认为反对派“反官倒”是口号,反共产党才是目的;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恩准对康华公司进行清查。
“六四”枪响过后,中共为收买民意,挽回共产党颓势,解散了康华公司。而在此之前,邓朴方早已经金蝉脱壳,给小兄弟们玩了个“牺牲打”。
康华解散后,邓朴方的数名小兄弟受了处分,虽然他们当初曾经替邓朴方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仍然也没有避免“六四”后因康华公司垮台遭受党纪处分的命运。
当时,据说因康华事件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几位小兄弟曾暗自感慨“朴方不够意思”,但与后来的周北方相比,当年康华公司小兄弟当年的下场还算不错。
周北方是一九九六年九月被宣布判处死缓的。整整一年过后十五大召开，所有十五大的与会党代表，对邓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大都认同邓小平倡导和主导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丰功，一方面痛恨邓小平纵容子女向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进行疯狂的政治和经济索取。所以，当他们在代表团讨论会上含着眼泪怀念邓小平的同时，却又在江泽民为首的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上纷纷给邓朴方的名字打上红叉，这一点是江泽民事先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邓朴方被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差额出来之后，进入中央候补委员预选的安排进一步激进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导致邓朴方的得票数比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还要少几张。与此同时，党代表们对邓朴方的反感情绪也自然漫延到了其他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中的中共元老子女，于是，习近平和刘延东都跟着邓朴方丢票。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邓小平去世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经“选举”之公布出来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引起党内外最大反响的内容,莫过于邓朴方落选中央委员之后又名列中央候补委员的倒数第二名。
邓小平去世刚刚半年有余，在一九九七年秋天召开的十五大 , 所有在世的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均被邀请列席大会。其中一些人本来就对邓朴方名列大会主席团成员很有意见 , 再看到他在中委预选过程虽然受到强烈抵制 , 却仍被临时塞进候补中委的正式选举名单 , 自然更加气愤。但是 , 列席代表按规定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所以这批党内元老们也只能在小组讨论时发发牢骚。
邓小平全家福
十五大闭幕不久 , 有十数位前中顾委委员 ( 其中两位是前中顾委常委 ) 联名给江泽民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写信 , 要求对邓家众子女经营的各类公司进行清查。而且还特别要求中纪委要把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经济关系真正调查清楚 , 在党内公布。这份元老上书的内容在北京政界流传开以后 , 有人认为都是江泽民坚持要把邓朴方安排进中委才引出的乱子。但也有人透露说 , 这十几位前中顾委委员 , 都是看了一份周北方的上诉材料之后才不谋而合地认为周北方罪案被草草处理 , 背后疑点太多。这才有了上书江泽民的事件发生。
当然 , 向江泽民和中纪委上书的这些前中顾委委员 , 并不是要替周北方本人求情 , 而是认为周北方犯罪案件的过程中 , 基于“政治上的原因” , 很有隐瞒“案中案”的可能。
根据这些中顾委委员私下了解到的情况 , 当初北京市国安局副局长李敏交待出周北方向他和陈健等人一次行贿一百二十万港币 , 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时间却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 , 中间相隔三个月之久。
事件发生的大致过程是 , 江苏省纪委开始调查无锡集资案的开始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七月中旬。一个月 , 中纪委召集有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北京市纪委参加的第一次协调会。
接下来 ,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况基本搞清。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等人于十一月三日进京参加中央纪委的第三次协调会。会议决定 , 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 , 一律押往江苏南京审理。次日 , 李敏在家中被捕并直接押往南京。
因为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来源不明的港币 , 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来。
在中国大陆 ,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周北方与与邓二公子邓质方关系好到“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地步。所以曹克明听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来 , 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 立刻飞赴北京 , 星夜进中南海向尉健行请示说 : “我们的工作是局限在非法集资案本身 , 还是扩大范围继续查下去 ? ”
问题是 , 尉健行哪里做得了这个主 ? 十一月十六日 , 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 , 重点内容是请示如何处置周北方。结果 , 众常委们在会上无人敢就周北方问题上作主 , 只是达成了一项“立即成立中央调查组”的会议决定。
十二月七日 , 中纪委、最高检察院、北京市纪委三家共抽调近百名干部 , 由刘丽英带队开赴南京。自此 , 曹克明为首的江苏省纪委和省检察机关 , 便只能继续审理无锡非法集资案的直接涉案人员 , 凡是象周北方行贿这类“案中案”的审理工作 , 一律由中央调查组经手。与此同时 , 尉健行奉江泽民指示 , 要求中央调查组把大本营设在江苏南京 , “避开北京”。
但是 , 当时的陈希同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 江苏省纪委和中央调查组的保密工作做得再好 , 身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的李敏“失踪” , 无论如何也瞒不过李陈希同。而陈希同、王宝森过去与邓家子女的关系之密切 , 在北京政坛人所尽知。这样一来 , 李敏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邓家。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怪事便是被称之为邓小平的“助听器”和“留声机”的邓榕突然活跃起来。从九六年十二月下旬 , 也就是前面说的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的中央调查组飞赴南京之没过几天 , 邓榕便开始频频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次年一月 , 江泽民通过曾庆红和王瑞林 , 委婉地警告邓榕“在外国人面前讲话要注意把握分寸” , 邓榕不但置若罔闻 , 而且更加肆无忌惮 , 无论是法国报纸还是美国电视 , 甚至澳大利亚的记者采访 , 均来者不拒。二月初 , 邓榕又先去了法国、美国 , 在为自己自己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作广告的同时 , 更是在西方媒体面前频频出镜。
在法国 , 邓榕接受《费加洛报》记者采访时 , 邓榕一时兴起 , 说江泽民的国家主席职位“纯系形式上的” , 而他虽是党总书记和军队最高领导人 , “但是今天 , 在党和军队方面 , 是要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 实行集体领导”
如此这番内容通过“内参”形式传到江泽民的耳朵里 , 反映可想而知。结果 , 就在邓榕结束访法转赴美国的当天 , 刘丽英为首的中央调查组接到了立刻拘捕周北方的“中央决定” , 七名政治局常委均在这张“决定”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周北方，是原北京首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时称「京城四少」之一
周北方入狱不久 , 海外即有邓质方也被调查的消息传出。接着, 又有卓琳自杀未遂的报道出来。但是, 因为那一段时间关于邓小平一家 , 特别是邓小平本人身体状况的“内部消息”层出一穷 , 令人真假难辩。所以, 外界对邓质方被传讯二十四小时的消息基本是采将信将疑的态度 , 而卓琳自杀的消息则很少有人相信。
但事实上 , 在突击审理周北方案件的过程中 , 邓质方不但曾经被传讯 , 而且不止一次。只不过考虑到给邓家留面子 , 出面与邓质方谈话的不是穿制服的警察 , 而是中央调查组的负责干部。刘丽英本人便同邓质方谈过两次话。
事后 , 曾有宣传刘丽英的大陆官方报道说她“不畏权贵 , 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给江泽民上书的那批前中顾委委员 , 抓住这句话质问说 : 既然刘丽英“不畏权贵” , 这里的“权贵” , 到底指的是什么人 ? 如果说在公开宣传中不好说出来 , 对党内 , 尤其是对外们这些老同志 , 总该有个明确的交待吧 ?
原北京副市长王宝森
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 , 王宝森畏罪自杀。外界有报道说他是在得知自己的秘书供出他经济犯罪事实之才出此下策。但事实上王宝森在得知自己的秘书被捕 , 先是与陈希同共谋营救措施 , 直到陈希同把邓质方也被中央调查组审查的消息告诉王宝森以后 , 王宝森才感觉“江泽民开始玩儿真的了”。
至于卓琳自杀的消息 , 严格地说是“半真半假”。事情的原委是邓质方第二次被刘丽英等人召至中纪委谈话 , 从上午一直拖到吃晚饭的时间。王瑞林表示可以打电话到中纪委去询问 , 卓琳却要求王瑞林直接把电话打给江泽民 , 告诉江泽民卓琳立刻要去见他。
十几分钟 , 卓琳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总书记办公室见到江泽民 , 劈头一句“你们把我儿子弄到哪里去了 ? ”江泽民只好陪着笑脸表示自己对周北方案调查的进展情况不是很清楚 , 同时也请卓琳回去转告小平同志 : “邓质方同志不会有什么麻烦”。
卓琳回家 , 邓质方也已经被中纪委的专车送回。第二天 , 江泽民和中共中央诸常委便接到了邓办的紧急通知 : 卓琳同志因服用过量安眠药 , 正在三零一医院急救。
如此说来 , 卓琳自杀的消息当然是有根有据。但据三零一医院参与抢救的人士透露 , 卓琳本人一直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 已经有十四多年的服安眠药历史。这次因服药过量送三零一医院之后 , 虽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掉 , 但事后的化验结果证明 , 她服用的安眠药仅仅是“过量”而已 , 意思是如果事没有及时送医急救 , 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总之 , 卓琳因服用安眠药过量曾被送院急救确有其事 , 但她当时多吃了几片安眠药的目的 , 到底是想“一死了之” , 还是要做个样子吓吓江泽民等人 ?
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吓吓江泽民等人的话 , 卓琳的目的显然达到了。从那以 , 中央调查组再不敢派人找邓质方谈话。
正因为如此 , 前中顾委委员们的上书 , 直接要求中央至少应该有一份内容详实的内部文件 , 把周北方与邓质方之间的经济关系说清楚。如果邓质方有问题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邓质方在经济上清清白白 , 至少也应该在党内 , 或者党的高级干部范围内 , 消除周北方案对邓小平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
党内老干部的这份上书虽然没有得到直接回应，但邓质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