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很多市场人士分析，只要贬值预期不扭转，中国央行只能依靠外汇储备频繁干预外汇市场，并且为防止银行流动性告急，接下来降准降息是大概率事件。受此影响，同一天，中国A股再度暴跌，跌幅超过6%，两市将近1500只股票跌停。在恐慌蔓延下，新兴国家货币再度遭到抛售，其中印尼盾跌至17年来新低，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等货币也遭重挫。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可谓风暴眼，受美元加息预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尤其全球经济疲软影响，这些国家正上演1997年以来最大规模资本外流场景。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7月底的13个月里，19个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总量达到9,402亿美元，几乎两倍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三个季度的4,800亿美元净流出量。逃离新兴市场规避风险，成为当下全球市场投资者考虑的要点。
与1997年不同，虽然当时东亚各国遭遇金融风暴的侵袭，但整体上看属于区域性危机，况且，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为随后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预留下巨大空间。后来，由于美联储调低利率，廉价的流动性涌入资本市场，构成IT产业投资浪潮。回想起来，虽然那次投资最终以泡沫破灭收场，但产生出来的科技成果也让整个世界受益。
最重要的是，随着全球经济步入互联网时代，很大程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借助互联网这个信息平台，全球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可以更为有效配置资源和控制成本。传统产业插上信息科技这个翅膀，让全球产业布局和要素资源配置更加紧密优化。并且，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13亿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这一体系中来，不仅为各国提供价格低廉的商品，进而压低通胀，而且也为跨国企业开辟了套利的源泉。这构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复苏的外在大背景。
然而，目前上述环境已不复存在。作为全球经济的动力源美国，在退出QE后正致力于制造业复苏战略，同时众多家庭也去在杠杆化，修复资产负债表（增加储蓄、抑制透支消费），欧元区各国经济深陷债务泥沼停滞不前，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也停下前行的步伐，在严重过剩产能、地产泡沫破裂、实体经济衰退、A股震荡和资本外流多重因素冲击下，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局当中。
多年来，“中国因素”被市场投资者津津乐道，在人们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世界最值得投资的国度。的确，庞大的市场、扩张的城市化建设、逐渐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各种优惠政策、配合上以强大出口为支撑的贸易顺差，这些都构成乐观预期。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转化成合理产业布局和财富分配，无疑为这个中国因素蒙上一层阴影。
众所周知，在中国GDP构成中，政府和国有部门占据大部分比例，民营经济体虽为中国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然而，由于各种垄断因素却被挤压到边缘地带，不仅背负着沉重税赋，而且受到政策和信贷的双重歧视，多数企业长期只能依靠高利贷维系生存。在中国，大部分流动性集中在国有银行系统，并且重点偏向政府和国有部门，这自然极易形成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经济结构失衡、要素瓶颈和通货膨胀，使得中国过快丧失掉人口红利这一比较优势，从而面临通胀——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局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通过投资和地产泡沫拉动经济，然而，理性来看这无疑在和通胀赛跑，一直以来，中国是要素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众多大宗商品、原材料需要进口，并且，由于政府基建和地产投机蔓延全国，这对劳动力资源构成空前争夺。还是那句话，货币可以发放，但资源却无法再生，随着国内通胀愈演愈烈，中国由此变得不再廉价，甚至，成为诱发世界能源上涨（通胀）的导火索。
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关键前提在于，到底是哪个部门最大程度持有货币，并且以此为血液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掌控着货币资源和流向，并且通过投资、市场垄断、税赋、地产泡沫等各种方式，从中获取最大利益。可以说，宏观经济环境、财富分配模式、产业结构布局等硬性环节决定着市场投资者的预期，同样，更决定着人民币接下来的具体走势，这些环节若不加以转变，前景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