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6日，中国官媒刊发题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九：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文章，陆媒在刊登此文时，多用了《习近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 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纯洁可靠》予以报道。在郭伯雄、徐才厚案之后，即使是谨慎小心的陆媒，也读懂了中共这次治军在清理腐败后的另一重含义，就是军委主席要收权。
“正是神都有事时”，习近平任重道远，走马上任。因为对于腐败的深恶痛绝，或许也是因为见到徐才厚、郭伯雄对于胡锦涛的阴奉阳违，有意架空，更有可能是对党权、军权的辩证认识，习近平在军中从四个方面开始大范围的收权行动。
四大举措
其一就是在军队内部的强力反腐，几十名“军虎”的落马是最强有力的展示肌肉的行为。
其二，在军队政治思想教育方面，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对“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强调。
整个2014年、2015年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基调都是基于此态度之上。从2014年年底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就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为科学指南，坚定自觉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随后，另一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人民日报》发表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章《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也同样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我国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制度的最高实现形式。要围绕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善和落实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全军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任天佑少将就表示：“必须更加自觉地执行和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2015年1月28日，《解放军报》再度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称，“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必须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严格落实军委工作规则”。
其三，就是军队将领的集体“表态效忠”。
2014年3月7日和4月2日，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整版刊登了中国七大军区以及空军、海军、第二炮兵、武警、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的18位主管将领 “表态效忠”的文章后，一时引起舆论哗然。这并没有结束，在16天之后，该报再次刊登17名七大军区及四总部副司令、总政主任助理、总参谋长助理等副职将领的“表态”文章。
据悉，这些文章是3月24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期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讨班”上，各位将领的发言稿。但是如此“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用解放军防化学院前副院长徐光裕少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话称，“这是自从邓小平1970年代末期复出以来，近3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高层将领的表态公开报道时，《解放军报》也是“费尽心机”，罕见的排版和近乎直接点名的方式，大含“人人过关，立字为据”的意味。
其四，就是亲自召集“新古田会议”这一政治信号。
要理解习近平对于“军委主席直接领导军队”的态度，尤其要注意“新古田会议”这一动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亲赴其主政多年的福建，在当年举行“古田会议”的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全军会议。这次会议“由习近平亲自提议”，人员构成则更为“高配”——包括习近平在内的11名中央军委成员全员参加，王沪宁、栗战书紧随左右，官媒报道，“四总部有关领导，大单位主要领导和政治部主任，军委办公厅领导，副大军区级和军级单位政治委员，总部和大单位机关有关同志，基层和英模代表，以及公安部有关领导共42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1929年“古田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袖地位，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方针。而善用政治符号的习近平也正是寄望通过这次会议，重新在军内强调、理清“谁服从谁，谁领导谁”的问题。
制度重建
在所有国家的政治架构中，如何妥善安排和控制住军队，一向是一个讲求政治智慧的命题，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军政府的状态。对此，欧美国家多是军队国家化，文人治军，将军队剥离出政治之外。中共因为发展、壮大、建国的特殊历程，让其选择了一条党军合一的制度模式。
单单从表面上看，对于军队的领导，是中国最集权的体制，同时也是最不集权的体制。为何会有这种结论，要从两个方面解读。
称其为最集权的领导体制，是因为在民主集中制的大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军委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宪法同时规定，国家军委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每届任期与全国人大每届任期相同；国家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实际上，国家军委和中共中央军委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目前中央军委有11人，常态是“一正两副”构架，习近平担任主席，范长龙、许其亮两名副主席，其余8人分别是“四总”一把手和国防部长、海军、空军、二炮司令员。而政府体制内的国防部长，也只是个虚名，目前只承担军事外事活动，没有实际军事指挥权。可以说，拥有230万常备军的解放军的控制权，实际就是掌握在中央军委这11人的手中，而军委主席作为军委“第一人”，是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
但是同时，中共对军队的领导又是最不集权的体制，原因也恰恰出在军委主席的身上。中国政治依然充满浓厚的“人治”色彩中，如果军委主席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甚至包括江泽民，那他们对于军队的掌控尚能够得心应手。作为执政党总书记的他们即使出于最基本的忧患考虑，也不会容忍军队藏污纳垢。
一旦出现“弱势”的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的情况，那么问题就会集中爆发。一则老人干政的旧因之下，胡锦涛对军队难以插手。二则其本人性格偏向守成，有一种“既然难以插手，索性就不管”的心态在其中，这就给郭伯雄、徐才厚等拥兵自重，架空高层有了可乘之机。
尽管中共在如何平衡军队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也曾费尽心机，例如严格控制军人在政治局中的数量。以“文革”后中共历次党代会来看，军人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人数是逐届下降，中共九大最高峰时的9人，除1992年十四大刘华清上将以军委副主席身份担任过一届（5年）政治局常委外，从十五大起再无军人入常。可以说，军人入常在近30多年来只是特例，而非惯例。从十五大起，军人政治局委员，固定为两名军委副主席。
这些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却远远不够。郭伯雄、徐才厚两人就证明了这一切，对此可以说邓小平开了一个并不好的传统。“老人干政”的旧习之下，政治元老会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出任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给江泽民选择了张震和刘华清，江泽民给胡锦涛选择了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直接导致这些将领自恃有靠山，有恃无恐的原因。
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虽然目前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已经各归本位，没有僭越之事，但是制度才是错误不再出现的基本保证。在党政体制已经日渐走进现代化之际，军队领导体制不妨也进行一次大变革，让每届军委主席自主提名副主席人选，中央讨论后决定是否任用。这就能够让每届新任军委主席能够如虎添翼，手脚皆可控制，而非胡锦涛与郭、徐关系那样，手脚如束绳，十年被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