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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有一个国家“挑起的重担”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外媒分析认为，中国已不想再当全球经济救世主并给美国发出了警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指出，世界经济短期内面临金融市场动荡、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等风险，中期则面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放缓的风险。
在上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5%下调至3.3%。
最新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普遍增势不佳。美国经济加息时点渐近，后期走势不明朗。近期美国商务部向下修正了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速。穆迪分析公司说，美国进入了1940年以来最黯淡的经济复苏周期。
欧元区在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支持下，经济有所稳定，但希腊债务危机隐患并未消除。欧洲央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仅为1.4%。日本经济二季度按年率计算下滑1.6%，3个季度来首次衰退。
受美元走强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影响，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一些国家货币汇率贬值明显。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经济形势尤为严峻，今年上半年萎缩3.4%，预计全年降幅可能达3.5%至4%。
根据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距离上一次经济危机已到第七年，2015年或2016年大概就是下一轮经济危机出现的时机。要知道，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地重演。
在19世纪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在20世纪期间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只是危机与危机之间的影响力和范围各有不同。
上一次经济危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美国的金融问题、次贷危机为“震源”，“震区”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国，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各国政府共向金融系统注入了约1万亿美元进行“速战速决”，其中中国政府投入的4万亿人民币成为拯救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指出，那些透过2008年棱镜看待现在的问题的银行家、投资者和公司高管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全球经济面对的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下向上扩散的。危机开始于过于乐观的买房人，然后沿着华尔街的证券化机器向上，在信用评级公司的推波助澜之下，最终影响到了全球经济。
但这次的困境却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全球政府难以刺激本国经济、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他们渐渐失去了企业和金融界的信任。
这进而导致私营部门支出和投资的锐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乏力。
更加重要的是，在2008年的危机前，金融公司和家庭一直享受着毫不费力就获得的大量信贷。当泡沫破裂时，随之而来的急速去杠杆过程造成了大规模的衰退性冲击。
因此，当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时，政府可以做出一个简单但痛苦的决定：政府通过低利率、银行救助和向经济中注入现金提供大量流动性。
汇丰银行(HSBC)高级经济顾问斯蒂芬•金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有一个国家“挑起的重担”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从2007-2014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美国为14%，欧盟为4%，日本为1%。也即是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总和的两倍。
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1%。去年，这个比例下降到只有2.1%。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出现这一变化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鉴于出口增长疲弱，中国政府借助大规模刺激措施，即大量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了“内需第一”的政策。总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41%，升至2013年的47%。因此，国内投资相对于国内储蓄出现了上升，从而减少了资本账户净流出。
其次，尽管出口不景气，中国政府容忍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实际上，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相对人民币都出现了贬值。
换句话说，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加上相对较高的通胀率（以国际标准衡量），使中国竞争力出现大幅下滑，而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上升。
综合以上两个因素，明显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的“最后的消费者”，而传统上这一角色更多是由美国扮演。随着其他许多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开启“大规模去杠杆”，北京方面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其他国家获救了，但中国却负债累累——最明显的是影子银行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债务膨胀。
如果中国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世界面临的危机可能要严重得多。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没有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怎样？那么，在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就不会快速回升。许多新兴国家会发现本国缺少出口收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直接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
再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币没有大幅升值，结果又会怎样？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就不会贬值，许多国家的货币环境会比现在更加紧缩，结果是，全球通缩压力将会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所以说，中国是全球经济动荡的减震器，一个似乎能吸收经济衰退冲击的拳击袋，没有中国的缓冲器作用，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已经完全脱轨。
如今，后遗症正在中国蔓延。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正奋力应对上次大规模救助计划所付出的代价：通货膨胀、楼市泡沫和不断增加的债务。
经济学家说曾指出，这些因素或许将制约中国政府再次重振经济的能力。
照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7%，刚好达到政府的全年目标。然而，有些机构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例如，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估计实际数字是5%至6%——同时各方普遍提出，中国需要出台进一步刺激措施才能阻止经济放缓。
IMF新近发布关于中国经济的“第四条款磋商”年度报告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速为6.8%，希望明年的政策能够支持GDP增速达到6%到6.5%。
今年1至7月全国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0.4%，火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下降3%；水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上升9.6%。上半年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 13.77亿吨，同比下降扩大至9.7%。同期铁路运输货运总周转量也大幅下降，比上年同期同比下降11.5%，这也让外界颇为担忧。
贷款在保持增长，但发电量增长同比不足5%。轨道交通也正在经历跟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同样规模的衰退。因此，就克强指数来分析，中国经济图景并不是很乐观。
中国经济最弱的部分在于制造业。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国家统计局苏州调查队此前关于制造业采购经理的调查显示，6月，苏州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这一指数已连续两月回落，并且跌至收缩区间。
苏州市吴江工业园的一幅情景可以佐证制造业的低迷：已经停工的韩资企业普光科技工厂内，法院正在派人清算机器设备。这不是苏州地区第一家停工的制造型企业，连园区内的快递员都明显感觉到快递包裹正在加速减少，园区正在日益冷清。
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订单下降，但订单只是表象，背后还有需求疲弱、税赋趋紧、人力成本上升、研发风险、自动化高成本、政策保护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传统制造业陷入一种难解的增长困境中。
评论人士陈功指出，制造业发展环境恶化并非自今日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就已经感受到市场变化，当时珠三角、长三角就经历过一轮制造业企业倒闭潮。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包括自住和商用地产)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15%，这足以说明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在过去数年里，市场都十分关注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投资在GDP的比重达到了48%，远远高于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同时也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或许大家还不清楚的是，事实上，这一占比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房地产。
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投资在GDP的占比从35%提高至48%，而在这一时期里，房地产在GDP中的比重从4%提升至15%左右。数据还显示，绝大多数的增长都来源于住房投资，其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11%至12%。
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放缓信号，预计在未来数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持续放缓。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虽然总体上相对健康，但结构上仍存在着局部风险，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偏高是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杠杆率为42.7%，是中央政府15.1%杠杆率的几乎三倍。因此，要解决日益沉重的地方债务问题，就必须加快地方债务去杠杆的步伐，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亟须加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随着中国基建规模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开始逐渐膨胀起来。
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总负债已达到30.28万亿元。虽然与总资产108.2万亿元相比，地方政府的债务尚处于可控阶段，但潜在的风险依然不可小觑。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住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上马各种建设项目，资金需求量巨大，借债搞项目的冲动强烈。再加上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医疗、养老、水利等各种民生项目也越来越多，资金缺口也不小，大都只能依靠借债才能举办。
“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持续下滑并致使‘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中国的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我们面临的债务风险绝不可掉以轻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杨表示。
据报告披露，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至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年均增长36.7万亿元。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 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在总负债中，存款和贷款是增长比较显著的负债类别。
期，中国的净资产从165.8万亿元增加到352.2万亿元，增长了186.4万亿元，年均增长31.1万亿元；净金融资产从7.4万亿元提高到16万亿元，增长8.6万亿元，年均增长1.4万亿元。
报告进一步统计发现，2000～2014年，中国的主权负债从21.4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增长102.6万亿元，年均增长7.3万亿元。在此14年间，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极为迅速。
其中，国有企业债务增长55.2万亿元，年均增长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增长26.4万亿元，年均增长1.9万亿元。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对主权负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8%和25.7%。
报告显示，2012年和2013年广义中央政府的总资产分别为24.4万亿和25.4万亿元，总负债分别为8.6万亿和10.2万亿元；净资产分别为15.9万亿和15.1万亿元。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助理张晓晶透露，国有企业权益是中央政府净资产的主要部分。从中央政府的资产和负债结构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权益。
“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厚实家底’的主要贡献者，因此，任何关系国有企业的改革，均须小心谨慎。”张晓晶说道。
在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却不容乐观。
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增收的最大后盾，但近几年来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地方税收增长的幅度开始放缓。土地出让金一直是许多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但由于房地产市场已告别疯涨阶段，土地出让金的增幅也大幅下降。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决算数虽然再创新高，但仅为预算数的117.6%，对比2013年决算数为预算数的152.6%，相关增幅已经明显回落。
显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下行压力。商业见地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刀尖临界点，有必要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来避免短期和中期各种风险变成现实。
资深经济学家也警告说，如果再次发生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就将没有了稳固支撑。
今年以来，中国已陆续通过降息、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定向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刺激其经济。
但即使如此，中国也无法克服欧盟与日本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欧元兑人民币贬值16%与日元兑人民币贬值36%这一剧烈的外部困难。因此，中国在推出国内刺激计划的同时，辅之以人民币适度贬值。
8月11日至13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人民币开启暴跌模式，三天之内中间价贬值逾4.66%，创下了近20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大一次调整。在即期汇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跌幅为2.8%，此轮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表明人民币单边升值历程已经结束。
许多交易商和分析师仍认为，人民币面临缓慢下跌以支持疲弱出口的压力。
因此，中国央行采取的举措——被解读为要么是大幅贬值的开始，要么是适度的市场导向调整——或许可以视为是中国要让风险平衡从本国重新回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尝试的一部分。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宏观经济增长放慢，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变，国家只能利用财政政策和国内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财政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的利用空间很小时，调整汇率是另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路径。
就2015年前8个月的政策来看，所有的政策工具都已经用上了，包括增加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利息率，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人认为人民币贬值是宏观经济工具最后一道防线。央行这么做，一方面透露出经济增长的压力还在加大，另一方面说明前面的降准、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还很有限。
欧洲央行成员诺沃特尼（Nowotny）称，人民币贬值或损害全球经济，人民币贬值可能在东南亚引发波动。
毕竟，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充当减震器。过去十年的经历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欧元区外围国家接连遭遇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最终陷入了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
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汇率调整举措。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进一步升值。容许人民币继续上行有可能会导致失衡，就好比欧元区外围国家在2010年至2012年欧元区危机爆发前几年的情形一样。
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减震器。许多人寄望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增长并未显著提速。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日公布的最近一次货币政策例会纪要显示，美联储绝大多数官员判断目前尚未满足启动加息的条件，但认为经济状况正在接近这些条件。
纪要显示，在美联储7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例会上，与会官员认为今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改善明显，但仍有改善空间。
对于持续低位的美国通胀水平，多数官员认为，经济前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善将推动通胀率在中期逐步靠近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
此外，如果美联储(Fed)决定在年底前加息，美国经济充当减震器的能力可能打折扣。
另一种选择是让美元（而非美国经济）扮演这种角色。中国或许并非有意向美联储发出警告，但其中的警示意味却很明显：如果美联储选择加息，再加上中国的“市场导向”新态度，美元汇率很可能大幅攀升。
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可能看到新兴市场货币崩溃，美国货币环境因汇率因素所致的紧缩，以及很快烟消云散的美国经济复苏。从全球角度来看，美联储保持货币政策不变更明智。
史蒂芬金认为，批评中国内部失衡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失衡在稳定全球经济中的作用，那将是大错。中国现在解决其失衡问题无疑是明智的。
然而，在中国这么做的时候，全球其他地区将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减震器。是否有经济体可以担此重任，现在还一点都不明显。
作者：商业见地网独家撰稿人 赵筱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