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一月五次呼吁放宽言路，对中国网络防火墙发表不同意见之后，目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又卷入与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的争论中。近几个月来，胡锡进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异常”做法令许多观者感到难以理解。
在更早以前的2016年1月，胡锡进被中央巡视组查出“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问题。但很难说这与胡锡进当下的“异常”举动存在必然联系。更有说服力的背景原因当属时下中国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媒体网络舆论的政策与形势变化。
2016年后，中共作出重大部署行动，强化媒体政治属性，要求“党媒性党”。与此同时，网络舆论管理力度也明显强化。其间发生了攻击和“禁言”网络大V任志强的事件，再加上前几年里一大批异见者因各种情由被治理，中国媒体网络舆论环境产生了显著变化，一些观者认为出现了“万马齐喑”的现象。
身在其中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或许感触更为深刻。而胡锡进近期一系列“唱反调”做法，很有可能是源起于他对当下媒体网络舆论管理政策与形势的不满，与管理者存在某种程度的分歧。
事实上，中共体制内同胡锡进一样对当下情状存在不同想法者可能不在少数，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此引人注目。另一位引人注目者是已被“禁言”的任志强。胡锡进在任志强“倒下”之后依然能够发表异见，除了是因为他本人的特点，还与他所处的特殊位置有关。
《环球时报》放眼国际，突出军事，聚焦敏感议题，而且能够相对自由地发表评论观点，在中国媒体圈子里风格鲜明，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席位。2016年2月习近平调研人民日报社时曾指着《环球时报》说，“我那儿也有这个报”。
作为中共体制内人物，胡锡进以其特有的、甚至是存在争议的方式报道着其他媒体不能报道的内容。在当下中国媒体网络受到较多管制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更加凸显。
胡锡进与一般中共党媒官媒工作者一个不同点还在于，他发表评论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这种腾挪空间和探索调整逐渐使其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经过十多年的能力提升和经验积累后，自会形成较大的影响力，虽然其争议性的表现方式会阻碍其权威的增长。
此外，胡锡进长期奋战在中国意识形态最前沿，对国内外各领域重要议题多有深度参与。其对中国和国际微观、宏观情况具有非常深刻的体察和了解，甚至是经常扮演着引导者角色。他对国家治理应当也有一整套自己的、未必与决策者完全相同的理解与解决方案。
吴建民指责《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一些“很极端的”文章，这种说法应该很容易引起众人的共鸣。胡锡进则反击认为媒体“‘鹰’一些”并非《环球时报》独有，是多元的表现，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或许可以认为，如果《环球时报》确实有时候表现极端的话，这种情况应该也是当下中国特殊制度政策环境的产物。作为中国庞大媒体宣传机构中的一分子，胡锡进和《环球时报》能够拥有现今的影响力，也说明了其存在价值。
媒体既可以监督批判，也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决策参考，这是其有待挖掘的巨大的、潜在的正面力量。可以想见，中国媒体网络舆论领域能够更宽松、包容、自由一些，定会出现更多如胡锡进一般拥有巨大影响力，又绝对不会与胡锡进观点完全一样的体制内人士，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当下中国执政者的做法却似是与之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