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纽约时报》奥林巴斯的中国代理人

东京——在中国南部一家奥林巴斯(Olympus)工厂,管理层曾多年受困于和当地海关的一宗棘手纠纷。问题可能招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罚款,并伤害到这个年产5000万只镜头的重要制造中心。

而后奥林巴斯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正在经营其工厂食堂的一家不为人知的中国公司。

这个食堂经营者颇有门路。2013年,奥林巴斯雇用安远公司为代办人,据一项关于此事的内部调查,安远在海关案中扮演了公司与政府的中间人角色。很快,纠缠了八年的案件莫名其妙地撤销了,该案本来要求奥林巴斯支付至少900万美元的罚款,并补缴拖欠的进口关税。

《纽约时报》查阅了一份57页的机密调查报告,以及内部备忘录和电子邮件,从中可以看到,公司在中国的活动暴露了一系列有违商业伦理的行为,以及一种因疏于管理陷入危机的企业文化。文件称,其中包括一笔将近7亿美元的账目出入、可疑的房地产交易、“绝密”电邮以及一个隐藏起来的“小金库”。此次调查未发现奥林巴斯存在违法,但这些首次披露的文件详细记载了“马虎的尽职调查”,在企业控制上存在的“重大问题”,以及奥林巴斯管理人员数次“隐瞒”了向安远支付的款项。

奥林巴斯雇用神秘中间人进行的运作,距其2011年的一次重大的企业操守危机仅仅过去两年,当时公司承认存在规模为17亿美元的会计欺诈。问题一直蔓延到最上层,一些高管最终承认几十年来一直在隐瞒巨额投资亏损。此后公司对高层进行了重组,誓称要改过自新。

这样的承诺,让公司在中国的行为愈发显得刺眼,因为其中没有牵涉到公司从前的领导层。它们是受到新领导层认可的,包括总裁和董事长。据内部调查,公司高管签发了支付给中国公司的数百万美元费用。

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很清楚安远的董事长正涉及一宗知名的贿赂案,中国的国有媒体对该案进行过报道。报告称,一些奥林巴斯高管心里清楚,中方代办“可能会行贿”。

这些出现在中国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部门的关注。奥林巴斯曾向美国司法部通报其内部调查的结果。据了解此事的一名美国官员称,司法部外企贿赂科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但尚未正式立案调查,由于未获谈论此事的授权,此人要求匿名。

2011年的会计欺诈让司法部注意到了奥林巴斯,该案涉及在美国的财务处理交易,此外还有另一项调查,涉及奥林巴斯为销售医疗器材向医生提供回扣的指控。奥林巴斯用6.23亿美元了结了医疗器材案,并承认存在不当行为。

奥林巴斯承认公司对在华业务展开了一项调查,该调查由三名董事和一名法学教授领导,另有外聘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但是公司拒绝透露细节,只是说调查未能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证据。对于内部文件描述的细节,公司发言人小林治(Osamu Kobayashi,音)说:“我们既不否认,也不确认。”

公司去年底向董事会呈交了调查结果,并采取了一些行动。

2月,奥林巴斯悄悄地处分了五名管理人员,他们直接参与了和安远的交易。其中两人被降职,一人被停职两天,还有两人受到书面训斥。

奥林巴斯通过一个向员工开放的内部布告板宣布了这项决定,没有说明原因。调查报告的建议是,这些管理人员违反公司政策,应该受到惩罚,但同时又说,他们没有不法行为。

发言人小林治称该决定属内部人力资源事务,拒绝进一步置评。

安远拒绝置评。该公司位于距香港几英里之遥的中国大陆工业城市深圳,其办公楼有着用华美石材装潢的大堂。奥林巴斯的工厂也设在那里。面对到访的记者,一位前台接待员称董事长陈族远不在。本报多次提出采访陈族远或公司其他代表,但未获回应。

奥林巴斯调查人员在报告中说,安远拒绝配合调查,只是提供了一份简短声明,称其在协助奥林巴斯处理海关问题时“只使用合法手段”。

不只包办午餐

奥林巴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工厂,当时全球企业正纷纷涌入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沿海城市,希望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10年后中国政府在深圳设立了面向海外制造商的保税区,公司随即对工厂进行了扩张。

很快,深圳成为奥林巴斯相机绝大多数镜头的产地。有数千名工人的工厂一年可生产超过5000万只镜头以及其他相机组件。

深圳工厂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消防检查员发现工厂存在安全违规,两名管理人员事后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其中包括了“应急通道、烟尘通风设备、门窗”方面的问题。

据时报查阅的其中一份备忘录,奥林巴斯就是在这时候被中方的公共安全官员引荐给安远的。起草备忘录的管理人员说,那些官员说安远能促成消防问题的“顺利解决”。

在中国,这样的中间人对外国公司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有时显得可疑。政府官员对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意味着公司若要得到市场准入、订单和许可证,或就税收和费用进行协商,就得接受繁琐的官僚审批和监管。中间人往往进行暗箱操作,他们拥有在政府和中共内部的人脉,有助于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奥林巴斯的管理人员在内部备忘录中形容安远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代办,在许多产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包括建筑、矿业和医药。最重要的是,他们说公司可以放心让他们去和中方官员解决问题,他们会利用自己“和中央政府、市政府以及安全部门的过硬关系”。

多份公司文件显示,这些管理人员同意让安远代表奥林巴斯和消防部门交涉。他们后来报称,由于安远的介入,工厂得到了安全认证,“没有任何罚款或停产”。奥林巴斯拒绝就此事置评。

尽管有迹象表明安远行为不端,奥林巴斯还是找它帮了忙。

中国官媒在2007年报道称,为了获得与公路有关的合同,安远董事长陈族远向云南省交通部门的一位官员支付了3200万人民币,约合490万美元——按照一篇报道的说法,这在当时创下了向中国政府官员行贿的金额之最。涉事官员胡星在新加坡被捕,随后被引渡回中国,并因受贿被判刑。

陈族远还与一桩更近期的牵涉到广州前市委书记万庆良的腐败案有关。广州是中国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与深圳相隔不远。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去年12月报道称,万庆良于2014年被捕,被控从陈族远等商人处收受贿赂1.11亿人民币,约合1720万美元。(尚不清楚陈族远是否已经因为在上述任何一桩案件中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指控。)

安远同意帮忙解决防火安全问题,并要求奥林巴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支付报酬。

奥林巴斯的多份文件显示,2011年10月,安远的一家附属公司受雇成为奥林巴斯工厂的承包商。至于该附属公司的职责,公开说法是为奥林巴斯员工食堂提供餐饮、保洁和安保服务。但这家名叫安平泰(音)的附属公司是在合同签订三天前刚刚成立的,而且奥林巴斯内部调查发现,它将一个并不存在的办公室登记为自己的办公地址。它似乎只存在于纸面上。

“安平泰看来是一家空壳公司,并未实际运营,”奥林巴斯决定展开正式调查前,一家西方律所的律师在2014年为其准备的一份秘密报告里说。

内部调查显示,奥林巴斯向安平泰支付过几笔预付款,总金额至少为120万元,约合18万美元,随后每月都向其支付名目含混的服务费和其他补贴。有些钱来自调查人员口中的“行贿基金”——该基金不在奥林巴斯的官方户头之列。

内部调查发现,奥林巴斯还向安远支付过没被财务部门登记在册的其他款项。2014年,深圳的经理把他们从住在公司宿舍的员工那里收上来的租金划到了安平泰账上,随后在财务报告中遮遮掩掩,将这笔支出描述为维修费。

高达6.94亿美元的差额

奥林巴斯和海关的那起纠纷可以追溯到2006年,内部调查及《时报》查阅的经理备忘录显示,那一年,深圳海关的检查人员发现该工厂的库存记录存在矛盾之处。

深圳经济特区里的外国企业可以进口免税原材料,前提条件是把在特区组装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些产品不得在中国境内销售,否则就会让当地产品面临不公平竞争。

深圳海关的检察人员发现,奥林巴斯进口到特区的原材料数量,与其运往国外的成品组件数量不匹配。出现这种差异,说明一家公司可能正在违反不得在中国境内销售相关产品的规定。

两者之间的差额为6.94亿美元,这一金额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奥林巴斯方面称,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数据录入错误。相比之下,去年奥林巴斯数码相机的全球销售额为6亿美元。内部调查组将问题归咎为工人把库存数据录入记录软件时犯下的“简单的操作性错误”。

海关当局并不认可这种说法。

奥林巴斯的文件显示,海关官员在和该公司反复交涉数年之后,扬言至少要让其缴纳罚金并补缴关税共计6000万人民币,约合920万美元。一份备忘录显示,深圳的经理称,罚金总额最终可能会是这个数字的40倍,不过,前文提到的西方律所的报告对这种估算的法律基础提出了质疑。

深圳海关当局拒绝置评。位于北京、负责监管全国海关事务的海关总署称其不对调查发表评论。

备忘录显示,经理们还提到,奥林巴斯或将丧失在深圳享有的免税贸易特权,如何真是这样,便会拉高成本,让原本就无利可图的相机业务遭受沉重打击。

内部调查报告显示,奥林巴斯的雇员此前曾试图巴结中国官员。调查人员发现,工厂的一名中国雇员在一份所注日期为2011年8月的建议书中提出,向深圳海关缉私部门负责人赠送总价值为2万人民币,约合3000美元的现金和相机。报告并未明示该计划是否得到了批准或执行。

安远提出进行更有效的干预。

深圳的经理在2013年年中的报告里称,安远告诉奥林巴斯,它能帮忙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快速处理这件事。经理们称,安远预计,奥林巴斯的花费会是海关当局扬言收取的罚金数额的一半。

这仍然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相当于好几百万美元。深圳的一位经理——奥林巴斯工厂的会计部门负责人——告诉内部调查人员,他怀疑安远会用其中一部分资金贿赂中国官员。调查显示,负责与安远交涉的是奥林巴斯的一名中国雇员。

“按我当时的理解,或许也是现在的理解,”内部调查报告中引用会计部经理的原话称,该中国雇员“和安远交涉的内容是,通过安远把1亿到1.4亿元贿金送到政府官员手中。”

秘密调查组称,没有任何书面凭据能够证明会计部经理的说辞。其他经理告诉调查人员,他们没理由认为安远要贿赂中国官员。

不过,该计划同样涉及不寻常的付款方式。

文件显示,奥林巴斯提议进行一项房地产交易。奥林巴斯可以把它在深圳的两栋宿舍楼卖给安远的附属公司。前述西方律所的秘密报告显示,售价会远远低于市场价。通过这样的交易既能把报酬支付给安远,又比现金付款更加隐蔽。

这项交易必须获得奥林巴斯高管的批准,他们为此非常焦虑。相关报告和备忘录显示,东京的高管和位于香港的亚太区办公室之间继而有过一场讨论,主题是谁将为这一决定负责。文件称,高管们知道陈族远曾被指行贿,担心存在法律风险。

前述西方律所的报告显示,奥林巴斯总裁笹宏行(Hiroyuki Sasa) 、董事长木本泰行(Yasuyuki Kimoto,已于去年退休)以及身在东京的另外两名董事,曾要求香港和深圳的下属推进这项房地产交易。该律所发现,深圳的经理得到的指令是“不要留下与交易背后的目的相关的任何书面证据”。提到此事的电邮备忘录都被加上了“绝密”标签。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调查组称,奥林巴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出售宿舍楼的交易,因为觉得风险太大。但深圳的经理已经签署了一份协议,安远称协议中包含承诺出售宿舍楼的条款。

调查显示,奥林巴斯最终通过安平泰向安远支付了2400万人民币现金,约合370万美元现金。奥林巴斯拒绝就它和安远之间的协议置评,仅称其为“许多种合同关系中的一种”,没有超出正常的业务范畴。

内部调查显示,在其经理与安远签订协议八个月之后,奥林巴斯于2014年8月收到通知,它不会因为库存记录中存在的相互矛盾之处被处以罚款,也不会受到其他形式的处罚。

调查人员发现,“最终,公司并未收到一笔据估计至少为6000万人民币的罚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