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新加坡‧中国

盖棺论定李光耀与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于三月二十三日不幸辞世，全球对这位政治强人的铺天盖地的评价颇为两极，是谓“鲜花与口水不断，掌声与骂声共存”；在一片争议声中，李光耀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是谓“无争议，不光耀”。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以被马来西亚联邦驱逐的方式独立，欧美媒体纷纷嘲笑这个人口稀少、资源匮乏的城邦小国是个“没有明天的国家”。李光耀（时年四十二岁）因此在记者会上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从未有过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我们必须尝试新的方法”。李光耀认为“要实现国家发展，与民主主义相比，更加需要纪律”。在二战后美式民主与苏式极权两种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厮杀的大背景下，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李光耀却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介乎于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之间的“新加坡型民主主义”，并将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在李光耀的强势领导下，新加坡仅用半个世纪就一跃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富裕国家和众多新兴经济体竞相学习的榜样。

然而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并非只有光环、没有阴影。新加坡对媒体的管制之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和中国，在民主和发达国家中颇为另类；新加坡的法律法规被批评为践踏人权、过于严厉，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直至羞辱人格的鞭刑等。虽然重罚之下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但它与二十一世纪既追求物质自由、又崇尚精神自由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以致不少新加坡人愤然弃新加坡而去。在新加坡长大的人，大多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思维不活跃、缺乏创新精神，导致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虽然政府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新加坡在学术方面非常落后，在科技上也一直缺乏竞争力。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长期独霸政权，在新加坡左派走上历史舞台期间将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新加坡没有暗杀、绑架过左派人士，没有一起肉体折磨左派人士的案例，也没有判处过一位左派人士死刑。所有与左派人士有关的案件都依法解决，当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律放行。英帝国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政权牢固的法治意识使他们把与左派的政治斗争严格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一言以蔽之：“独裁但非暴君”是对李光耀的恰如其份的盖棺论定；李光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是威权政治与“开明独裁”的综合体。

李光耀与邓小平：强人与明君梦

李光耀与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且惺惺相惜。李光耀一直十分尊重邓小平，他曾公开为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行为辩护。邓小平对李光耀也很推崇。他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李光耀与邓小平的双面人格也颇为相似。李光耀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他曾说过，他不需要受人爱戴，而是要令人畏惧。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是中国最著名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六四镇压也从不后悔。一位英国议员说过：李光耀是这位议员在苏伊士运河以东见到过的最英国化的人。李光耀也在接受英国政府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时很感慨地说，这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然而李光耀在治理新加坡时表现出的与英式民主背道而驰的“东方式独裁”，曾令西方普遍不满。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极左言论与毛泽东不相上下，在中苏论战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连赫鲁晓夫都吃不消，这些言论和态度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推动“极右”的“改革开放”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也与李光耀隔代指定李显龙如出一辙。

李光耀是位“明君”，新加坡官员大多数是清官，而中国人是最崇尚“明君”和最盼望清官的民族。问题是“明君”的出现犹如买彩票中奖，可望不可得。在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的专制制度下，古往今来的“明君”、清官都会犯错误，也没有“明君”的后代能逃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规律。现代“明君”李光耀和新加坡众清官都是在民主制度和民主监督的制衡下才成名成家的，只有用民主宪政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明君梦、清官梦都不如民主宪政梦。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

虽然统治新加坡的是“黄皮白心”的“香蕉华人”，但中国人坚信“血浓于水”，对新加坡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一九五九年执政以来一直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与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即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出一辙。新加坡既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实现了“党天下”和“家天下”的政治传承。中共急欲借助新加坡的成功为中共维持“一党专制”找借鉴、标榜“一党专制”的合理性，为此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各届领导人都热心推崇和意欲效法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公开声称要学习的唯一国家。一直为中国培训各级政府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戏称为中国的“海外党校”，这是连世界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都无法享有的“殊荣”。

然而，“新加坡模式”这只“南橘”被移植到中国后，必定会成为“北枳”。首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同于中国特色的“一党专制”。新加坡有完善的法治、多党制、议会和选举制度；有有效的、能相互监督制约的政治体制，能有效铲除产生贪污腐败的土壤；人民行动党每次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这些在中国通通付之阙如。其次，官员的素质有差异、追求也不同。中国官员大多只想拥有权力和金钱，却不愿意像新加坡官员那样克尽政治责任。

新加坡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出口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拥有优良的深水港，使新加坡成为欧洲、非洲、中东和南亚地区与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海上航运的唯一通过地和转运地。异常繁忙的航运业带动了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新加坡选民在较长时间内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人民行动党”也得以长期执政。这些都是中国无法具备的。

新加坡只是一个蕞尔小国，面积不过七百一十六平方公里，国土长、宽仅二、三十公里，李光耀一天就能在新加坡转个遍，自然能监管、“开明独裁”到位。而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新加坡面积的一万多倍，人口更是世界第一，搞个人专权、一党独裁，能监管过来吗？所以新加坡与中国根本不具可比性，恰恰是中国这种面积和人口大国更需要依靠民主制度、有效监督、权力制衡来治国。

新加坡在二○一二年即以人均GDP四万九千九百二十二美元超过了美国，被世人称羡。然而，随着“李光耀时代”落下了帷幕，新加坡会否逐渐失去光芒和魅力？随着民众素质和追求的进一步提高，李光耀式强硬治理方式会否遭到民众越来越多的反抗？随着中国为节省航运成本、防止美国阻断马六甲海峡航道而开凿位于泰国的克拉运河，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和收入都将有未知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