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家庭作坊制毒和网络贩毒：另类的“中国特色”

2013年12月29日，中国南方的渔村博社村在破晓前醒来。眼前的场景让人想起了好莱坞动作片：在直升飞机和快艇的支援下，3000多名警察冲进传统的石屋，搜查非法的毒品。在摄像师的跟踪拍摄下，警察捣毁了77个甲基苯丙胺制毒工场，查获三吨冰毒和100多吨冰毒原料。被抓捕的182人中，包括一名前地方党委书记和另外13名官员。

警方官员后来承认，多年以来，博社村所在的陆丰县制造的冰毒一直占全国的三分之一。1700户人家中，大约20%参与了当地的毒品贸易。老太太通过切麻黄草来赚钱，麻黄草是一种主要的中药，也是冰毒的原料。学校放假时，孩子们会帮忙拆感冒药胶囊，它们也是制冰毒会用到的。想一想，在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一个小小的农业县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利润丰厚的毒品集团，并且还安然无恙地经营了这么长时间？

报道出来时，人在北京的我也正在好奇这一点。当时，警方的突袭已经过去了数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在网上闲逛。网络将我引向了一系列可疑的中国化学品作坊，它们公开兜售会致人精神错乱的药物，供人吸食或吞服，世界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些药物。一些药物让服用者（主要是佛罗里达人）精神错乱，陷入僵尸一般的状态，常常赤身裸体又暴戾地横冲直撞。

我惊讶于中国电子商务繁荣的长尾，居然延伸到了设计师毒品。但让我叹为观止的，却是整个行业的厚颜无耻。在美国，民众曾惊愕地获知，可以匿名在“丝绸之路”(Silk Road)上购买致幻毒品。已不复存在的“丝绸之路”是一个在线毒品市场，在互联网的隐蔽地带运营。那些隐蔽地带有时会被称作“暗网”(dark web)。

但这些中国公司甚至都没有试图隐藏：它们列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公司的英文网站上常常是跑车，以及身穿白大褂、表情喜悦的科学家的照片。

夫拉卡(flakka)是一种已被禁止的兴奋剂，俗称“5美元的疯狂”，因为会导致赤身裸体、极端狂乱行为而臭名昭著。要找夫拉卡怎么办？在谷歌(Google)上输入它的化学名就好了，点一下鼠标，就能找到数百家中国公司。它们急切地想把货发往国外，仿佛那只是一双鞋。

这些企业对非法贩卖致命合成毒品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河北瑞舜商贸有限公司接电话的一名女销售员身上表露无遗。“哎呀，我只管卖东西，”她说。“就这么简单。”这家公司生产的夫拉卡专供出口。

我拜访了上海灿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一位名叫张磊的化学家创办。2013年末，张磊被中国警方逮捕。在那之前的很多年里，他一直通过大规模的电子商务经营，在全世界销售实验室制成的合成毒品。他的花招是，对毒品的制法稍作调整，从而规避现有的毒品法律。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痴迷科学的书呆子变坏的故事。张磊在中国当局眼前，明目张胆地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毒品帝国。而且就连在他被捕后，那家公司还在继续接单。因此，我先是乘飞机前往上海，然后又坐出租车，来到了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座大型企业园区外。那里不是城市里龌龊的巷子，住满看上去很危险的人。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园区里满是外出吃东西的上班族。他们的脖子上戴着挂绳，各自公司的门禁卡系在绳上垂在胸前。写字楼大堂的铭牌上，上海灿禾赫然在列。该公司的标识出现在六楼入口的走道处。经过走道，一个个工位上坐着年轻的员工。在靠角落的一个大办公室里，坐着张磊的母亲王国英（音）。她是公司的所有人之一。去年，王国英和儿子都受到了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的制裁。美国财政部称，她因销售“非法合成毒品”收到了“数十万美元款项”。

抬头发现身边有一个外国记者，王国英很不高兴。

“如果要卖毒品，我不可能在网上卖，”她说。“我都不知道怎么上网。”张磊同样也无可指责，只是很不公平地成了目标。“他打小就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我儿子从小时候起就是最优秀的，现在却落得这么个下场。”但他发出去的名片上，有那个满是非法毒品的英文网站的链接，我接过话说。这让她更生气了。“我感觉你是在捏造新闻，”她说。“我们公司过去没问题，现在却麻烦缠身。”

然后，她邀请我吃午饭。我们吃的是清蒸鱼和蔬菜。那顿饭的气氛令人尴尬，她在试图让我产生同情的同时，指责美国政府“反华”。但离开时，我还是对自己能够走进该公司感到惊喜。在这场仍在上演的毒品和地缘政治大戏中，它可是一个重要参与者。

中国警方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我也想知道这一点，但让他们开口说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多次向公安部发送传真（唯一的通信手段），我从未收到回复。任何在中国的记者会告诉你，这非常正常。一切事情都要有必要性，才会告知，而记者们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但我通过调查发现，外国警力通常也会受阻。一些国家的执法官员称他们与中国相关部门的交流极其令人沮丧，有时甚至感到屈辱。尽管与中国当局共享了调查方法、技术和有关毒贩的广泛情报，除了压力，他们通常很少获得回报，中国迫使他们对其拒绝妥协的态度保持沉默。

“中国人躲在他们的官僚机构背后，”一名西方执法官员说。“他们想做的就是保住面子。”这名官员没有获得公开发表评论的授权。

当然，中国警方开口说话时，讲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去年，中国时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北京参加了联合国就禁毒合作项目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坐在讲台上的刘跃进谈到了中国在老挝开展行动抓捕缅甸毒枭时发挥的领导作用，这名毒枭已在中国被处死。刘跃进强烈支持中国与外国执法机构开展合作的“决心和信心”。“成功破获这起案件说明正义战胜了邪恶，”他说。“正义得到了伸张。”

但被问及中国国内巨大的冰毒生产基地陆丰县时，刘跃进试图将责任推向国外。“众所周知，中国地区吸食的大部分毒品主要是从外面走私进来的，”他说，尽管公安部已经承认中国三分之一的冰毒产自该县。“外国团伙提供技术和资金，当地罪犯提供场地和工人。”

刘跃进赞扬了2013年对陆丰开展的“突袭式重大扫毒行动”，称这证明危机基本结束。“我们相信不久之后，这个问题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说。（快进到2015年2月，警方对陆丰的冰毒作坊开展另一场突袭行动，缴获2.4吨冰毒。）

虽然刘跃进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但该国取缔规模巨大（且利润丰厚）的非法毒品出口产业的承诺似乎让位于国内政治问题，陆丰县乌坎村发生的另一起事件说明了这一点。事件发生地距离博社村只有30英里（约合48公里）。2011年12月，乌坎村村民走上街头抗议当地腐败官员疯狂盗卖农田的行为，这些官员将数百亩农田偷偷卖给了开发商。一名抗议领袖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之后，抗议者赶走了政府干部，并设置了路障。

以下就是问题所在：数以千计的警察匆匆穿过已有多年历史的冰毒制造基地博社村，去平息乌坎村的政治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于几天之后结束。两个村庄地理位置相近，而当局对两个村庄出现的触及法律的行为的回应却大不相同，在我看来，这让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以及这些要务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要务有多么的不一样。